二十世纪文学回顾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向统治集团峰涌而至的单一流向，虽然当时“大多数的学生思想的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但这不足为奇，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还认为学界有“三魂”，[（2）]仍有“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3）]之徒。然而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毕竟为知识分子从事多种职业，从投奔官僚集团的唯一选择中解放出来并以个人身份独立于社会政治提供了可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开始向现代转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4）]这是知识分子回归自我价值，在自身领域获得自我确证意识的觉醒。自那一时代起，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待命应召的“士”，不再是统治集团豢养的“仕”或清客，他们的心态不再是“向心”的，而是疏离的，在社会上他们有报人、教师、科学家，自由作家等多样的独立身份或职业。他们不会再为仕途失意而牢骚满腹，感伤惆怅或因怀才不遇而自命清高，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增大了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而不必矢志不移地“从一而终”，流动性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强化了自由的心态。这是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业选择的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第一次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革命”。[（5）]这一“革命”为知识分子的人生重建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可能，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骤然洞开，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有声的中国”，[（6）]“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7）]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真实写照。 世纪之初，个性解放运动已在民间自发而起，移风易俗成为新世纪到来的象征，从“放足，断发，易服发难”，[（8）]开启了反“礼教”和等级秩序革命的序幕，结束了衣冠之治。当时《申报》曾记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间个性解放的景观：“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束象女，女子装饰象男”[（9）]“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10）]民间的群众运动在实践层面已率先走在了前面，“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服装成了一个窗口，展现了中国人性解放的千姿百态。[（11）] 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对儒家传统的彻底否定还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民族危亡的欧风美雨的东渐激起了先觉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富国强民的热望，“世界主义”的思想取向“使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可资选择的秩序，这种秩序迫使他们发现即存秩序基本制度的偶然性和缺欠。”[（12）]发现了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制度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其它问题上也许存有分歧，但在反儒家传统这一点上却达到了完全的一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对儒家思想给予了没有退路的彻底否定。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的思想风暴中，儒家思想第一次遭到了强烈的扫荡。“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激动人心和最具震撼力的时代口号。在五四那代人看来，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上层建筑”，是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历史潮流的拒斥力量。批判这一传统文化不仅是救亡图存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呼唤争取个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他们关怀的首要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3）]，“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14）]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识，作家也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5）]个性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象征，知识分子不再唯唯诺诺谦恭谨慎，而是充满了自尊自信甚至是自以为是，对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陈独秀、李大钊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但当李大钊看到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有对国家前途悲观绝望的观点，伤感厌世的情绪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16）]一文，直呼陈独秀其名，指出其文“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剖析批判毫不手软。鲁迅甚至在临死前还坚持“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曾一度成为“显学”，对五四的认识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多有微辞，他们指出：“反传统的‘传统’，‘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弛，而且是幼稚的病态和焦躁不安。”[（17）]“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18）]这一方式造成了“二元对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19）]。“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勿宁说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已勿勿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和预言。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他仅仅是人们按照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作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20）]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五四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完美的思想文化运动，后人对它反省的必要性无须赘言。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处境，考虑到改变传统的艰难，“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21）]因此彻底的反传统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它更是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22）]五四一代不仅仅破坏了旧的传统，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雏型！五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将有一伟大腾飞的第一代‘历史见证者’！我们今日摆出一付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面孔来对‘五四’评头论足，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可笑吗？”[（23）]五四运动也许有许多缺欠和局限，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它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精神风貌，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憧憬和追忆是大可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