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2001）03—0079—03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抨击“文以载道”的响鼓重棰中启幕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一向被视为治国兴邦的事业。出于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这种夸大认识，唐、宋诸儒提出了“文以载道”之说，形成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必须“代圣贤立言”，否则便不登大雅之堂。因此，中国的正统文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封建礼教的附庸物；攀附六经，成为封建思想文化的传播工具。“五四”启蒙者洞悉旧文学传统与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首先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传统文学观念展开了猛烈抨击。胡适在其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之有物”，并申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1]表明了自己反载道的主场。较之胡适， 陈独秀的思考更为深入，他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2 ]并指出胡适所谓“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学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 3]从郑振铎对于新文学的阐述和对旧文学观的批判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摆脱市场功利制约和道德功利制约的文学自主论倾向。郑氏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指出：“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它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这种倾向在同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茅盾那里也有明显表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茅盾指出：“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惟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做消遣品，看做游戏之事，看做载道之器，或者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扩大人们的同情的”。 与文学研究会相比，创造社作家的反载道立场似乎更为大胆与凌厉。郭沫若说：“假使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只是想借文学为宣传的武器，只是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都是文艺的堕落”。郁达夫则认为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由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的真，写的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内容、工具、方法三个层面。内容——“道”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思想伦理，是统治者的权威意识形态。它限定了文学之表现范围，将孔孟之道以外的思想财富均视为异端邪说。工具——“文”是文学，更是文章。文体界限的模糊表明了对文学独特审美功能的疏忽与轻视。方法——“载”反映了文与道的关系是从属而非相辅相成的。文是载体，道是主体，否定了文学的本体地位，““五四””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并非从三个层面同时展开。“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它的载体——文言文，反对所载之道——封建思想及伦理道德。然而，并不反对载道。不仅不反对，而且要载“启蒙”之道。 对此，回首“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与实践，便可辩明。文学革命的发生在于适应了思想启蒙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言：“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 4]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后，文学革新因其对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继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后再一次倍受瞩目。新文化运动前夕，文学之于救治人心的作用更被看重。1915年10月，黄远庸在致《甲寅》编者章士钊的信中率先发布了“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5]“愚见以为居今论政， 实不知从何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史家以为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6 ]李大钊《晨钟报》创刊时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7]陈独秀更深刻地认识到文艺革新与思想革新、 社会革新的密切关系，在1915年底发表于《青年杂志》的《现代欧洲文艺史潭》中，陈独秀提出了革新文学以配合思想启蒙的设想，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基本方向。 陈独秀的主张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积极反响。留学美国的胡适知悉其有文学改革之宏愿便将自己革新文学的设想概括为“八事”，进言陈独秀。陈独秀如获至宝，以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8 ]并恳请胡适写成论文，寄登《青年杂志》。这就是1917年 1月发表于《新青年》2卷5号的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基本纲领，将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和盘托出。陈独秀认为，清除精神积垢、进行思想革新，必须从伦理和文学两方面着手；发动文学革命与批判孔教的伦理革命一样是为了思想启蒙。他从思想启蒙的高度肯定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倡议，同时提出“三大主义”以为声援。“三大主义”的实质就是抛弃封建旧文学传统，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新文学。鲜明地规定了文学革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性质，决定了文学革命的发展方向，把整个文学革命纳入思想启蒙的轨道。“五四”文学革命擂的是“启蒙”之鼓，敲的是“救亡”之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