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古定法,望今制奇

——评刘锡庆的写作理论

作 者:
万奇 

作者简介:
万奇(1964~),男,吉林省德惠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原文出处: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刘锡庆对现代写作学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基础理论到文体论,从教学论到史论,都有建树。尤其在基础理论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把“以文为本”的传统文章学转换为“以写为中心”的现代写作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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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0597(2001)03—0062—04

      刘锡庆(1938~),笔名溪清等。河南省滑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基础写作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写作通论》(合作,北京出版社)、《写作丛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诸体述要》(合作,北京出版社)、《精读文萃》(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文学评论的写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合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浅文言书信写作》(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写作技法辞典》(主编之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写作理论辑评》(共计5册,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写作理论史》(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

      刘先生认为,写作学的研究范围是较广的。它包括:基础理论的研究、文体论的研究、其他专论的研究(如阅读论、鉴赏论等)和发展史的研究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几个主要方面,他均有建树。

      基础理论

      刘先生非常重视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指出,基础理论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坚固基石,“没有严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奠定,整个‘写作学’的发展都是很难设想的。”在这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对中国现代写作学的奠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基础写作学》上。该著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1.第一次亮出了“写作学”的旗帜,建构了基础理论体系 以“学”命名写作专著,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了与“白话文学作法”和“写作知识”的本质区别: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写作学“自觉”的新阶段。刘先生并不满足于“换换名称”,他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学科‘体系’,没有论述的‘理论性’,称‘学’也无益。”因此,他认真地构筑了写作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上编曰“写作总论”,由“‘写作’和‘写作学”’、“写作的特点和规律”、“写作‘理论’和写作‘训练’”三章组成;下编曰“写作过程论”,由“写作的准备阶段”、“写作的行文阶段”、“写作的完善阶段”三章组成。构架系统、完备,已显露“学”的“规模”。

      2.以“双重转化”作为全书之“纲”,阐释写作的本质属性 所谓“双重转化”,是说“任何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诞生,都要完成这样一种‘双重转化’:首先,是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向认识‘主体’即作者‘头脑’的转化。……这是由事物到认识的第一‘重’转化;然后,是作者观念、感情向文字表现的转化。……这是由认识到表现的第二‘重’转化”。其理论基础是陆机、刘勰、郑板桥的有关论述,苏联学者科瓦廖夫的“双重变换说”以及外国作家的写作经验。“双重转化”“是‘写作’的本质属性,是启开‘写作’奥秘的一把钥匙。”“双重转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首次描述了写作行为的基本过程,是写作学基础理论的“内核”——是“必穷”之“源”,“总万”之“一”,“治繁”之“要”。

      3.探求“机遇”,讲究“文气” 刘先生十分注意继承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精华。“机遇”与“文气”是古人论文每每谈到的两个问题。但由于那时科学尚未昌明,他们讲得十分“玄虚”。刘先生则立足于写作实践,从思维学、心理学角度,对“机遇”与“文气”这两个“写作过程中时时必遇之‘题’”,第一次进行了科学的“现代阐释”。他说:“所谓‘机遇’或‘灵感’并不是什么‘天机’难测、‘神灵’奥秘的东西,而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功能,心理想象,是人脑在高度亢奋情况下信息纷呈并相互沟通造成的那种最佳的‘思维势态’。”而后又进一步解答了灵感的“突如其来”、“稍纵即逝”、“非自觉、不自主性”等问题,并指出,培养灵感,要注意“习惯”、“情绪”和“感悟”。而所谓“‘文气’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应该是其内在的那种逻辑力量;另一方面,即‘气’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才是所谓自然音节、语气的问题。”这些论述化“虚”为“实”,化分为总;阐前人所已发,扩今人所未发;对写作者“得其机遇”、“贯通文气”大有益处。

      4.吸收现代新技法,推崇汉语音乐美 刘先生视野开阔,善于采撷“异域新声”。他大胆地“拿来”了“意识流”和“拼贴画”,令人耳目一新。“‘意识流’,它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流派、手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叙述语言’。”他把“意识流”作为“新叙述语言”的独特概括,以及对它常用手法的介绍,对写作者认识、掌握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拼贴画’是半‘意识流’语言。”它“是打乱时空序列,整体呈‘心理结构’,局部仍用‘传统写法’,巧妙‘剪辑’、‘拼贴’各种‘画面’的一种新写法。它实际上是所谓‘意识流’作品的一种‘变体’(淡化),是‘心理线’和‘故事线’的一种‘拼贴’、‘交错’,比较适宜于表现时间跨度大、空间变换多、思想容量丰富的题材。”此处既谈了“拼贴画”与“意识流”的联系,又讲了前者本身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具有可操作性。

      刘先生也十分重视汉语写作的特点。他认为:“讲究文章的声音、节奏之美,是汉语文章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在“贯通文气”一章,他谈到了“节奏的快慢”和“声音的抑扬”;在“遣词造句”中,他专门讲到“‘声音’是否入耳的问题”:“语言的声音之美是‘文采’的一个重要方面。缺乏‘文采’,文章可以‘通行’但决不会传之‘久远’。它是‘速朽’的,很快就会被人淘汰、遗忘。所以,在写作时注意一下语言的‘声音之美’,这决不是区区‘细事’”。接着就结合汉语文章的实际,提出了“三美”:“整齐之美”、“抑扬之美”和“参差之美”。汉语与西语差别很大,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削“中”之足,适“西”之履,无视汉语写作的特殊性;许多“西式”理论违背了汉语的特点,不符合汉语写作实践,这个教训太深了,值得认真的反思。而刘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尤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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