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
[德国]沃尔夫冈·韦尔施,男,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理论教授。此前曾执教于埃朗根—纽伦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班贝克与马格德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埃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1992年,他荣获麦克斯·普兰克研究奖。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认识论、人类学、美学、艺术理论和文化哲学;并著有论文百余篇,出版了有关美学、认识论和文化哲学的著作13部。他的著作有《我们后现代的现代主义》(1987年,2001年第6版)、《美国沉思》(1990年,2003年第6版)、《理性》(1995年,2000年第3版)、《审美的界限》(1996年)以及《重构美学》(1997)年。近年来,他的一系列讲演,包括1998年在国际美学大会上论“体育是一门艺术”,2001年在国际美学大会上论“超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2004年在国际美学大会上论“动物的美感”讲演,都在国际美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研究

内容提要:

现代艺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之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透视法这一绘画原则上;被描绘下来的世界不是自然浮现的世界,而是从我们的视点所凝视的世界。浪漫派试图扭转潮流,使世界诗意化了。这种有悖自然常理的诗化世界只是夸大了的独特体验:人类中心论并没有被消除,只是变得更微妙而已。艺术能不能挣脱人类的樊笼呢?20世纪的艺术家力图通过排斥人为的意义与规划来实现它。但是,仅仅背离人类是无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从自我中心转向人与世界的联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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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04)05-004-08

      “我们的视野不能过分专注于人类自身。”

      ——诗人罗宾逊·杰夫斯作品《卡梅尔点》

      2001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美学大会上,我首次提出了美学中的东西方主题。我主要谈了最近出现在西方艺术界中的一些倾向,这些倾向与具有东方底蕴的艺术特点极为相似。[1](P3-23)我看这种(东西方艺术之间的)趋同倾向是大有可为的,这标志着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思维范式将出现一种转变,东西方的思维差距也将随之缩小。(注:这种观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佐佐木健一(Ken-ichiSasaki)写到:“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论文以超越人类的美学角度[……]给整个大会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理念。[……]即将迈入新世纪的我们必须为该学科制定一个新的规范。我们若想真正超越现代性,就需要采取坚决的立场来反对作为现代性精神之根基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韦尔施的论文中我恰恰体会到了这样一种新型的哲学观。”)转变会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文化一直基于对立的观点之上(“人与世上其余事物的对立”,man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world),这一转变似乎把西方文化引上了一条真正的人世相系(world-connectedness of the human)的道路上来。

      在本文中,我将进一步探讨这样一个观点,该观点我最初表述为转向“超越人类的视角”(transhuman stance),从而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对现代思维的禁锢(“人类的篱栅”)。这一观点迅速传开,却流于简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作一些解释,详尽讨论一下要想真正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确立一个超越人类的视角是何等之难。我还将列举一些貌似超越人类的视角而实则不然的个案以供参考。

      一、20世纪艺术家对非人性的追求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西方的艺术家和美学家是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宣称艺术应该或将会变为非人性的。

      1913年,阿波利奈尔(Apollinare)曾言:“艺术家首先是一群向往非人性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非人性的踪迹。”1925年,格塞特(Ortegay Gasset)指出,现代艺术的典型特征是“艺术的非人性化”。1848年,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赞扬“塞尚的绘画”揭示了“人类栖息的非人的自然基础”。最后,阿多诺在他死后于1970年出版的《美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艺术只有诉诸非人性的追求才是真正属于人性的”。

      为什么杰出的艺术家和美学家都倡导这样一个非人性化的取向呢?他们认为现代艺术一直是人类中心论的,进而不能实现艺术的真正目的,即引导我们超越这个为人类包围的、处处充斥着人类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甚至,传统的现代艺术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使得人类成了一切事情的中心、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果真如此?

      二、早期现代艺术的人类中心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透视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个明显的例子——这个时期孕育了现代人文主义绝非机缘巧合。该时期艺术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中心透视法这一新的绘画原则上。我将就这一原则的逻辑性做扼要的分析。

      正如丢勒(Albrecht Dtiler)的作品所显示的,观者的眼睛被假设固定在某一点上,光线由眼睛出发透过取景框直投到被画物体上。画者眼睛与物体间的直接联系决定了物体落在画布上的形象。画面取自锥形视域的一部分,出现在画面上的形象就取决于从观者眼睛发出并投到物体表面的光线。

      这样,我们把画面想象为完全透明的,就像一个能透过它来看被画物体的装置。丢勒《遗作》在总结透视法(意大利语为“prospettiva”)的特征时将其表述为“透明性”(德语为“Durchsehung”)。同样,阿尔伯蒂(Alberti)提出了绘画是“敞开的窗户”(“finestra aperta”)原则(《绘画三书》)。赏画时,映入眼帘的被认为是没有凭借任何媒介(画面)的真正物体。这样,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现实主义具体表现为:在知觉的过程中,画面自身作为一个实体要消失无踪,它唯一的作用是通过它来直接观察现实。观者的眼睛(首先是画者的眼睛,然后是欣赏者的眼睛)所处的视点决定了画面的形象。这一视点形成了构图的中心,画面的一切都与从这一点看去的样子完全一致。因此,和遁点(vanishing point)——与画面垂直的线所集中消失的点——一样,视点不仅处在画面之前,还蕴含于其中。此时,视点与遁点完全吻合。

      所以,全景的展示取决于观者的眼睛和立足点。人的标准处于整幅画面的中心。这样看来,透视绘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切都不是自然浮现,而是基于我们单方面的感知。画面的每一细节都与我们有关,由我们的视野和立足点决定。被画对象与我们对世界的凝视紧密相关。

      有时构图的中心与要表达的重点一致,就更彰显了这种关系。这种一致性作为一种技巧又提升了观众的地位,使其成为画作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列奥纳多·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成功地施展了这种技巧,其效果广为人知。遁点位于该画中心,在耶稣右眼偏左的地方。因此要正确地观看该画,观者必须使自己处在和耶稣同样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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