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7-0144-07 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百年来明昧交织的社会文化景观中从未间断过。既往的论述，由于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恩怨中，往往多了情绪的表达，少了学理的深入阐释。如何心平气和地将两者关系拉入到常态的学理视域内加以考察，或许才是理顺两者关系的开始。但更为根本的是要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本质特性，它们都是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才真正建构了它们的连接，并因这种连接的复杂性产生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使得政治因为有了文学的助成而强化了自身，文学因为有了政治的内涵而丰富了自身。但文学还是文学，政治也还是政治，二者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各自的界限。 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一直发生着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从属论、工具论)、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关系论、平行论)、文学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多元论)。“从属论”意指文学从属于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属论”萌芽于20世纪国难当头之际，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已经意识到文学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胡适的实用主义文学思想使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亲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形成与巩固是文学“从属论”成型期，但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将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理论阐释还在孕育之中，“这一时期主要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必然性，但对于两者结合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结合等问题未能清晰的阐释，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使得当时的理论阐述不甚明了”。①真正系统地论这种关系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的大部分左翼人士对这一权威文本的神话式阐释。《讲话》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强调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政治功用，艺术功能退居次位。彼时的政治观点、立场成为解释与评价文学现象的标准。政治以介入文学构形的方式完成政治“成规”的建构，并使大众认同、理解、支持并加入对这一政治“成规”的规范与完善的行为中去，文学从文本到构形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那么，文学的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臣服”。②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文学“从属论”受到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被放置到了一个正常的视域内加以讨论，中国文论开始了“向内”转，其视野无疑转向了“从属论”忽视的文学的审美特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研究。在此期间，借助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影响甚大的“主体性原则”、“审美原则”、“形式原则”等新的文学标准。文学于是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抗拒其规训与收编，具有强烈的虚幻性和批判性。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矫正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中忽视文学审美特征的致命弱点确实有所补益，然而，若是就此来界定文学的性质会失之偏颇。强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和自足性，并不能证明文学与政治之间就没有关联，也不代表文学不具有政治性，更不能说明文学不会成为政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种做法不过是回到审美的乌托邦中去了，而这个乌托邦因没有摄入政治养分而显得轻飘，难免成为一种自慰的幻景。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学“领域也像经验世界一样是一种现实存在”，强调文学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的疏离，“意味着对该领域的一种先验性肯定，而无视艺术作品的内容会是多么的‘悲惨’”。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促使中国文论发生分化。主要在于文学存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飞速发展，带来的不是精神的富足，而是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精神危机在消费时代成为潮流，一种文化救赎或新启蒙思路的产生势在必然，文学是这一思路发展的最好的突破口。文学研究意欲突破原有思路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尽管中国式的文化研究不具有西方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批判意识，不构成某种否定性，以至于被称作无政治指向性，④但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胎记仍然导致了文学研究的泛化，文学内部研究一时失宠，文学消亡论成为普遍的理论认同。在此情形下，对文学理论的本体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导致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激烈讨论。结果，文学与政治关系因文化研究的第三者插足而再度出现了文学的再政治化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在理论上被重新提出。不能说文化研究对于文论的介入就已经处理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已经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理论命题，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其实，我们不应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上，简单地将文学与政治关系或定义为文学依附于政治，或定义为文学独立于政治，或以多元论取消两者辩证结合的可能性。因此，超越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用一种融洽彼此的具有阐释张力的观点与思维来重新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全面、合适、辩证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个说法揭橥出政治乃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身建构，人在政治中展开，并在政治中丰富；政治也因人而成其为政治，离开人的存在，政治也不存在了。因此，无论是理念层面的政治，还是具体权力制度运行的政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人而存在的，为人的价值实现而运转。 具体说来，政治为人类规划并提供某种美好生活的未来计划与理念，这往往建立在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否定之上，⑤并通过构想形成一套理想的政治哲学，以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盼。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追问最好的政治制度、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威信、知识和权利的必要影响”来解决“人的天性、人在神与兽之间的位置、人类精神及灵魂的能力，以及人的身体的欲求”等问题，⑥不难看出，政治哲学的最终目的乃是对人类生活进行美好的设计与想象，它以人的存在为根本出发点，对人类存在秩序进行想象性的探索。沃格林说：“就主题而言，政治科学并不玄妙，它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所关注的是人人都会问的那些事情的真理。什么是幸福？人怎样生活才幸福？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⑦当然，美好生活的想象往往是在理念政治(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获得充分体现的，虽然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实践中也存在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承诺，但这种承诺常常不能全部实现。由此来看，事实上，政治是人的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着眼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有利于完善我们的实际生活。但对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理念的想象，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它能为现实政治的革新提供参照与引导，而它本身所代表的改变、不确定、激情和充满美好诗意的生活理念，虽然无法完全实现，但坚守它，却是人类生存下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