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蕴含着现代意识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是和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基本同步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五四”前后到20年代初期），是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变化与现代小说和小说批评初建期，茅盾为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第二时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期，批评的深度与广度均取得新进展，对小说现象的总体考察、批评的多元化，中长篇小说创作和批评的活跃，小说批评家队伍的形成，现代小说学的初建，都使此期小说批评呈现出繁荣的景观。鲁迅的小说理论批评具有深广的思想性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左”倾思潮影响下的小说批评使批评领域出现不正常景象。第三时期（抗战前夕到解放战争结束），小说批评的新尺度是抗战与民主。此期文学批评领域，社会学批评占主导地位，以周扬的批评为代表，李健吾的印象式小说批评则相对地重视作品的审美功能。 中国小说告别传统的模式，开始其现代化的进程，是从“五四”时期发轫的；而蕴含着现代意识的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则和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基本同步，它同样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在新的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回顾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审视其波澜起伏的变化轨迹，总结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历史的三个时期：即第一时期，从“五四”前后到20年代初期；第二时期，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第三时期，从抗战前夕到解放战争结束。 第一时期 一、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的变化 在文学革命风暴尚处在酝酿期的时候，“五四”先驱者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曾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这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这是一个富有鲜明现代意识的宣言，它已初步描绘了以后成为“五四”思想革命两大旗帜——“民主”和“科学”的雏形，其强烈要求自主、进步和开放的主张，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积极呼唤现代化的历史觉醒。 在这一背影下，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前驱者们彻底否定“文以载道”和游戏消遣的封建传统文学观念，并试图提出各种体现现代意识的文学主张。胡适提出白话文学；陈独秀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周作人对自己提倡的“人的文学”这样解释：“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2）]刘半农要求转变文学观念：“我们对于文学之眼光，也当然从绅士派的观念，转入平民派的观念。”[（3）]李大钊对他的新文学观念作了具体的阐释。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4）]茅盾则这样表述他的文学观念：“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社会—民族的人生。……他们描写的虽只是一二人、一二家，而他们在描写之前所研究的一定是全社会、全民族。”[（5）]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较具体地分析了新旧文学观念的差异。他说：“中国虽然是自命为‘文物之邦’，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二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他们以为文非有关世道不作。……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这两派都是不明白文学究竟是什么的？他们不知道文学存在的原因，也不知道文学存在的真使命之所在。”又说：“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以上这几位都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具有相当影响的风云人物，他们都十分明确地以各自的语言表述他们新的文学观念，尽管其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一致的东西，这就是新的文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的关注和对文学本体的关注。这一新观念蕴含着浓郁的现代意识，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对于人的发现和对于文学的发现，体现了强烈的“五四”时代精神。 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小说观念的变化。“五四”时期先驱者们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崭新的认识。胡适发表于1918年的《论短篇小说》是较早论述小说体裁特征的文章。在“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的背景下，特别提倡“最经济”的短篇小说，他介绍了西方Short story的概念，并对这一体裁下了明确的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他进一步解释说：“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方面。”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胡适说：“形容‘经济’两个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话：‘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需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同一年周作人发表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文章介绍了日本近30年小说发达的历史，说明“日本文学界，因为有自觉肯服善，能有诚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同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旧小说所呈现的旧思想和旧形式作了中肯的批判。周作人说，“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新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显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对于旧小说的思想内容，周作人写道：“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它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文章最后提出，应该“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以日本为榜样，“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茅盾在稍后发表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对新旧小说内容的区别作了准确的论述。他说：“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凡抱了这种严正的观念而作出来的小说，我以为无论好歹，总比那些以游戏消闲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对于小说的形式和手法他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批评“章回的格式太呆板”“束缚作者的自由发挥”；同时肯定学习西洋小说艺术手法的必要性。他说，“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人；书中情节可以简至仅是一段回忆。这些办法，……当然是从西洋短篇小说家来的，能够学到这一层的，比起一头死钻在旧章回体小说的圈子里的人，自然要高出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