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4-0098-06 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认识到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封建机体来说，小打小敲的修补已经不能使它起死回生，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而此时日渐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还不允许对被他们视为立足根基并奉为神圣的制度与文化稍加改良。于是，新进人士不得不借助于激烈的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与当时正在涌动的变革时潮相配合，发动了文化革命，反传统遂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作为深受时代感染的文学，也开始了自己适应时代的新变。各种以“革命”命名的文学样式纷纷登台亮相。 “五四”新人清醒地意识到新思想与旧学术之间对立的本质，陈独秀针对守旧派的攻讦，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有人判定胡适是“五四”新人中的右翼，说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温和的，仿佛胡适是那个时代情绪激动的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例外。美国人格里德还“注意”到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结果所持的谨慎态度，“虽然他（指胡适，引者注）说白话是‘正宗’，但他在1917年时又说，这只是有待于文学家的实际证明的‘一个假设之前提’”[1]。诚然，在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各方中，胡适确实显得较为平和，他赞成文学革命，在表述其主张时，他并不忌讳使用“革命”这个词语，但在最初特别需要明确地表明“五四”新人的态度时，他打出的旗帜却是“改良”。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因此可以否认他在“五四”时期对文学传统所持的与当时人一样的激烈态度吗？在作为格氏例证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对传统所持的同样是一种整体否定的态度[2]。当然，因着个人的学养、着眼点，乃至气质性格的不同，些微的区别还是有的，那就是熟悉西洋文学的胡适可以从容地辨析中西文学的差距，向国人热情地推荐西洋文学的创作方法、技巧和美学旨趣。此外，胡适从他的实验派的哲学立场出发，在对旧文学表现出轻蔑的同时，也意识到新文学建设的艰难。所以他在同陈独秀的对话中，特别强调了建设的意义，提醒这位在前台摇旗呐喊、颇有些草莽习气的文坛英雄，注意破后之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化风习自此大变，趋新趋洋已成为一时之风气，对传统作辩证的分析和开展积极扬弃的实际操作已不复可能。“五四”人物打出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否定孔子，无疑会让被儒家思想所统制所浸染的传统文化陷入被全面讨伐彻底否弃的境地，而“五四”人物所倡扬的“科学”与“民主”也与传统十分隔膜。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时期的领袖人物在建设新的理论体系时，似乎只盯着国外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概念名词。正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论文中所表示的，旧文学若“无裨于现实生活”，那么，即便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到了20年代初，固守传统、固守文言文的人就像“咸与共和”的民国大街上偶尔见到的拖着大辫子的前清遗老，他们被常人目为怪物，已很难撑持下去了。 “五四”时期，鲁迅进入状态显然要比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迟，但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迟到者，一旦慨然入盟，立即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巨大的战斗力，后来者竟成了队伍内立场最为坚定、持论最为彻底的战士之一。针对守旧的思想家们要求青年们回避时代矛盾，退出现实斗争，回到书斋读经的呼喊，鲁迅写了《青年必读书》，指出此时“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3]这样的论断矫枉过正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20世纪初的20年中，文学界关于文学的思考与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文学革命”展开的话，那么2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形成，这种争论渐渐演变为“革命文学”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显然，“文学革命”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旧文学的批判，而“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视野，则要宽广得多，他们一方面继续坚持文学革命的立场，即将中国的文化传统排除在新文学建设的各种参考项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渐渐地从侧重批判向关心建设的方向转移，开始站在社会革命的立场思考新文学的建设问题，革命文学将整个社会作为革命的对象，企图发挥文学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与传统的更全面更深刻的决裂。简言之，文学革命对旧文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荡，革命文学的建设便将是一个拒绝参考旧传统的建造，并因此规定了与传统彻底分离且方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 对历史发展的反复观察，使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种事物乃至一种理论，只有发展到它的极点之后，才有可能既全面地展示它的合理的方面，又能充分地暴露出它必然带有的缺陷，并因而能启动其内部存在的纠偏机制，使其回归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思潮亦复如是。虽然在建国之前它的合理性及与此相伴随的严重缺陷已经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它可以达到的极限，因此，它还能够继续其包含严重问题的运作，并在这一运作中进一步展现它的悖谬。 检之事实也确实如此。建国后不久，便出现了叶蠖生等人全盘否定文艺遗产的言论。也许是因为叶蠖生的错误过于明显，反以响应者不多。但不久，否定文艺遗产价值的错误观点标举“厚今薄古”，以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流行起来。平心而论，“厚今薄古”若作为一种总体要求，就它表现了革命者、创造者的自信、勇气，体现了社会发展今胜于昔的总趋势而言，是合理的。然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将“厚今薄古”理解为对古代文学遗产批判得越严厉越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对当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肯定得越多越好。这就成了对“古”的盲目排斥和对“今”的盲目自信。此外，“厚今薄古”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口号，这个缺乏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抽象口号，极易为错误的文学史观开方便之门。譬如，在“厚今薄古”的旗帜下，有人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搬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在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认为批判就是一切，批判就是目的；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估上，强调“价值不能夸大”，而消极或反动部分“不宜估计过低”（注：参见《新建设》1963年第12期。）。表面看起来，“厚今薄古”比之对古的全盘否定是一种进步，但在实际操作时，却无法避免“薄”——贬古倾向的膨胀。当年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陈伯达也对“厚今薄古”十分钟情，他说，新时代的学术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吗？难道仅仅依靠我们历史上那些旧知识，就能够填补吗？当然不是这样”。直白地表露了他贬低继承遗产的价值的观点。但碍于情势，他又不能断然否定继承，于是提出了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口号。既然遗产只不过是堆“腐朽”的秽物，那么它之能被继承，不全得靠陈伯达这样的“高人”展示其呼风唤雨点铁成金的法力？可见，陈的观点实际上是鼓吹随心所欲、实用主义地对待遗产。他标榜历史主义地对待传统，但他对待传统的态度却完全是反历史主义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