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性的思考自古以来就内涵于人怎样“认识自己”这个哲学“人论”的元命题之中。这一哲思总是牵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它是对80年代我国哲学与文学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与当前人文精神论争之根本解答。面对新世纪，它要求我们怀着热切的人道主义之道德与美学情愫，直面现实，把理论沉思置于“历史——未来，世界——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系之中。 一 理性向自身的追问 “理性是什么”正如“人是什么”一样是一个在不同世代不断提出的问题。德国当代哲学人类学家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说：“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卡西尔在《人论》（1944）一书中以“认识你自己”为线索，论述了古希腊到近代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思考。这个历史之“谜”似的“元命题”有如空谷回音一次又一次震撼着现代人类的心智……。直到1968年伽达默尔在题为《论理性的力量》的演讲中从“理性是否有力量”的问题出发，对理性进行再界定。[（1）]7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一再被消解，被利奥塔作为“宏大叙事”，被罗蒂作为“大哲学”，加以分解，化“小”，然而并没有消失。 近代理性主要指人的主体方面，但在西方哲学的古希腊时期理性源于“奴斯（Nous）”和“逻各斯”，都带有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相通，含“宇宙理性”、“神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论语》和《老子》中未出现一个“理”字，《孟子》中仅见三处。《庄子》内篇出现仅一次，外篇九次，杂篇十五次以上。《荀子》、《韩非子》则较多见到。这表明“理”这一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确立远远晚于“道”、“德”等相关范畴。在这些典籍中“理”范畴的发展推移也较为明晰，开始较多为“天理”、“物理”、“人理”。这些范畴同古希腊哲学的“奴斯”、“逻各斯”一样，在“天人合一”之宇宙本体论意义上与客体的“道”、“德”相统一：“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庄子·天地》），“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寄）也。理者，成物之文（纹）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韩非子·解老》）。“理”是“道”的一种“显现（形态、形式）”。“物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所谓“人理”，也带有客观伦理的意义，如“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庄子·鱼夫》）。这种客体性与主体的关系仅表现为主体之“顺天理”、“依天理”、“循天理”。庄子的“庖丁解牛”中“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款，……”，“天理”指对象（牛）天然之理（筋骨肌肉结构），虽仍是一种客体性，但已进入主体与对象的实践关系之中。自韩非子所说“理玉”（《和氏》）始，理乃成为主体的具体实践（开采玉石），并逐渐从客体性转向主体。其实在文学中，《诗经》早已歌咏“于理于理，至于南海”（《大雅·江汉》）这样一种采玉生产劳动了。荀子“制天命而用”的思想朴素地表述了“人的本质对象化”和“自然人化”的观念，“理”进入主体认识论范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并进而完全纳入主体认识成为可以语言表达的理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同上），在这里，“理”乃成为一种主体精神性的范畴。 循中国先秦哲学的轨迹也可以清晰地见出，理性首先是人在同自然对象的实践中，意识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欲”（或求真意志）驱动，向认识论的提升，然后为求善、求美欲望和意志所驱向伦理学与美学提升。在德国理性主义（与英国经济主义）那里，理性虽然完全进入“二分认识论”（相当于知性与感性相对），但仍有与客体神性相通的道路。到康德，理性成为一种与“物自体”统一的主体性，上升到本体论（人本主义的）的高度。黑格尔把主体理性又与客体绝对精神统一起来。 如上所述，理性在客体方面的相当概念是“道”，从辩证唯物主义可把“道”理解为宇宙的客观规律，荀子的“天道有常”是有代表性的朴素唯物主义理性的宇宙观。但“天道”观并不如此，庄子说：“道无始终，物有始终（《秋水》）”，就是说“道”是可以与“物”分离开的，那就不能简单理解为物质运动的规律与事物的本质。这一观念很接近《巴曼尼德斯》中把“存在”与“世界”区分开来，“存在”成为一种掏空了物质性的“无”。后来海德格尔由此建立起与“虚无”相连的非物亦非灵的“在”的“基本本体论”。因为庄子始终处于“生有涯，知无涯”的矛盾困惑中，要想以“有限”去追求“无限”，其结果总是落于“虚无”。所以“无”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如老子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庄子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秋水》）。因为“邪恶”无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来划定界限。“我”就是“无限”，也是“虚无”，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样的一种“道”是说不清的，所以“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同上），“道不可闻（见、言），闻（见、言）而非也”（《知北游》），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同上），这个“环中”就是“自我”。“理”也同样：“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齐物论》）。“虚无”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这在老子则更明显，因为道“寂兮寥兮”、“窈兮冥兮”、“玄之又玄”，是“万物之奥”、为“众妙之门”。因为本体论之“无”，在认识论上“绝圣弃智”，在伦理学上“绝仁弃义”，在实践上“绝巧弃利”，达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当然这些话不能简单理解为道家就是提倡愚昧，非道德，但其非理性主义则是无疑的。尼采指出虚无主义的前提就是“没有真理”[（2）]。东、西方，古、近、现代，直至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表现都是一致的，如杰姆逊说：“‘真理’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企图放弃的形而上学包袱的一部分”[（3）]。现、当代以来，非理性主义愈来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与人类对自然界真理性认识有关的科学技术文明，即所谓“工具理性”，如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把世界“对象化”之中把自然当作自己改造的“材料”，人也就这个过程把自己变成了“人材料”。也如庄子说：“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逍遥游》），“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知北游》）这与海德格尔的“不作物的改造者，而做物的看护者”是非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区别出两种“异化”观念，一是马克思的，把私有制作为异化的最终根源；非理性主义则相反把理性的要求——对象化，及其成果——工业和科技文明——作为异化的原因。在美学上，非理性主义则表现为反审美。当然非理性主义绝不是简单地以谬误、愚昧拒绝真理，以恶抵制善，以丑代替美，其复杂性在于其与诡辩论交织在一起的辩证法——欲“无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争“不争”，“言无言”，“无用”是大用，……以虚无连通着的无限比理性追求的真善美更真，更善，更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称道的基本本体论的“本真”、“更高的人道主义”和他的独特的“人诗意地居住着”的“诗学”。我们也不能笼统说非理性主义如何不好，要不得，在这里简单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恰当的。非理性主义表达了人对存在的一种反思状态，对“泛若不系之舟”之自由境界之追求，及“虚而敖游”的心路。对非理性主义有个人的可选择性，也有整体人类之不可选择性，至少在迄今的思想史上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