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曾提出“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的概念，认为声音既有时间属性，也有空间属性。在面对现代文化中媒体技术的影响时，他认为媒介不是冷冰冰的外在化的存在，媒介就是人的身体、精神、感觉的延伸。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重建了人的感觉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尽管具体的领域和探讨方式呈现多元化。作为麦克卢汉的学生，默里·谢弗发展了前者的理论，极力捕捉现代性铺展过程中声音和主体听觉的变迁，他对声音的研究，指向了鲜明的存在主义立场，鲜明地区别于舍费尔及其追随者。舍费尔等人主张还原听觉，倾听声音自身，悬置主体的愉悦联想。然而，与谢弗几乎同龄的唐·伊德则将注意力聚焦于现代电子技术如何通过变革听觉体验和听觉能力，从而改变了主体对世界的感知。 从麦克卢汉、谢弗、舍费尔以及唐·伊德的“声音视域”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捕捉到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空间中的声音和听觉变迁“究竟处于何等关系”的共同追问。透过这些西方当代学者的声音研究，我们可以尝试梳理出自“听觉转向”后，西方声音研究运用现象学方法，并走向后现象学的进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为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声音研究，探索出一条积极的路径。 一、意向性视野下的声音景观 谢弗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致力于现代人所置身声音环境的研究及其改造。谢弗的“声音景观”及“声效生态学”等声音的理论研究，与其老师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理论一样，指向了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谢弗声音理论中的现象学视角。 首先，谢弗声音景观中的诸多声音意象，如基调音、标志音等，均具有强烈的意向性色彩。胡塞尔认为，意识总是关涉某物的意识，其本质就是意向性，即对某物的指向性。“一个知觉是对某物的，比如说对一个物体的知觉；一个判断是对某事态的判断；一个评价是对某一价值事态的评价；一个愿望是对某一愿望事态的愿望，如此等等。”①意向性有一个基本结构，它由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两部分组成，既涉及意义赋予(意识将意义赋予经验)，又关乎意义阐明(意识表达对象与世界的意义)。而且，意识的意向性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点与核，而是具有普遍联系、交替变化的场与流，是所有鲜活体验具有的意义赋予特征。在已经预先给予的有意义的世界中，意识活动和状态主要是通过具身的“行为”和主体间的“互动”才有意义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意向性也可以被看作指向性或相关性。“行为动作与行为有关，做事与举动有关，爱与被爱者有关，高兴与令人高兴之物有关，如此等等。在每一活动的我思中，一种从纯粹自我放射出的目光指向该意识相关物的‘对象’，指向物体，指向事态等等，而且实行着极其不同的对它的意识。”②在意向性的观照下，所谓对象就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性或价值性的存在。这为我们分析谢弗的声音景观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方法。谢弗所述及的每一种声音，例如大海的咆哮、旋涡的呼啸、农场的狗叫、打铁的叮当或者落雪的扑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向性对象，而面向这些声音的每一种倾听都是意向行为。论及这些自然之声或生命之音时，谢弗常通过引述中西方文学的片段书写，将特定声音景观中的各种元素激活，赋予其意义——北欧人迎着海浪的轰鸣将舰队越开越远；牧羊人在风中吹起笛子消磨孤独时光；阳光下的农人在头顶的蝉声中辛勤劳作，幻想死后灵魂可以脱离身体飞升；从伦敦到牛津的邮递号角的回声，牵起人们的希望、恐惧与乡愁——在现代工业未曾染指、宏伟而寂静的高保真自然乐章中，人类的喜怒哀乐与宇宙万物的各种声音同频共振，“只有在音乐中，人类才能发现内心和外部世界的真正和谐。他也将在音乐中创造他最完美的想象理想声音景观模型”。 其次，谢弗的声音景观理论取消了声音和倾听中的主客二元对立，强调主体与声音的整一、圆融和感性直观。所谓声音景观，用谢弗的话说，就是一个“场”、一种“声效环境”，其中倾听主体或研究主体，均是这个“场”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于声音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握声音的普遍性和发展规律，而是要通过感性直观和主体意识的发展，建构意向性声音对象，并使其意义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不断充实、发展。因此，在谢弗的声音景观研究中，声音对象虽然大多指示这外在的超越事物，但却完全内在于主体意识之中，对于声音的研究，不能从超越当下的时间性存在和空间集合中抽离出来，主体的倾听不仅指向声音，更指向听到的事件，指向人所栖身的声效环境的整体性关系。 最后，谢弗的声音研究，指向了鲜明的存在主义立场。按照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立场对胡塞尔理论的修正，意向性可以理解为此在的一种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与世界的“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认识”。人存在于世界中的首要方式并不是认识事物，而是使用它们，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揭示了世界和自身。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摒弃“意向性”术语，采用谈论此在的“超越”和“操心”取而代之，此在与世界之间是一种操劳着的生存论关系，超越性是此在得以指向某物或指向自身的先决条件。 相较于胡塞尔的影响，谢弗的声音景观理论，更多的是吸纳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的观点。他对声音的阐释，更多是从存在主义出发的。胡塞尔的意向性关联，使谢弗的声音阐释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二元模式，将“声音景观”定性为一个动态的结构；海德格尔的生存意向性，使谢弗的声音阐释向着此在的生存论关系敞开，并由此溯源人类存在的多重含义。正是出于上述立场，谢弗才不辞辛劳地要建立“声音博物馆”，“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城市生活是最流行的声音景观。但是，随着人们对新发明的狂热日益高涨，这座城市本身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自己的曲调。其效果是把我们推入一个怀旧的世界，对消失和失去的声音。在四十岁的时候，我对加拿大城市有许多再也听不见的声音记忆(牛奶瓶、蒸汽口哨、自行车铃、马蹄铁被扔在金属钉上)。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名单。我们回过头来倾听，注意到有多少东西未经接受就溜走了。哪里?消失的声音博物馆在哪里?即使是最普通的声音也会在消失后被深情地记住。它们的平凡使它们成为特别的音响纪念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