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最具名望的学者之一，钱中文被人谈论和研究得如此之少，多少有点令人诧异。这与时下学界稍成气候的人物就被捧得沸沸扬扬，其对比显得过于强烈。这是因为钱门弟子过于木讷，或是先生过于清高？二方面问题都有。作为钱先生的学生已有十多年，直到今天才来写篇东西谈论先生，我确实很有愧疚之感。我知道谈论先生颇不容易，廉价的喝彩或平庸的解读都毫无必要；我知道先生从来只管默默耕耘，不问收获，视虚名如过眼烟云；但我也知道，谈论先生决不是简单重温师生情谊，也不是了却一项情感的债务。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来说，钱中文先生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段持续书写的动态史，一种概括、总结和诸多矛盾的统合体，一项未竟的现实主义事业。 钱先生早年留学苏俄，这决定了他后来的研究事业与苏俄理论传统结下不解之缘。钱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起步，也是新中国文艺理论打基础时期。可想而知，苏俄的知识背景，使钱中文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历史中，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尽管他的同代人都熟知苏俄文学传统，但钱中文却是少数几个能把它化作自己的理论血脉的人——有谁像他那样对苏俄文学与理论如数家珍，随口而出？有谁像他那样把苏俄文学传统当作一种信念，一种永不磨损的个人记忆？几十年过去了，钱中文对苏俄文学依然保持明镜如初的情感。 钱中文多次表示过，不管是做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都要有二个熟知，即，其一，熟知一门外国的文学史或某个作家，其二熟知本国的一段文学史或某个作家。这正是钱中文先生的本领。在钱中文一生的理论立场和文学观念选择上，俄苏的知识背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钱中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泛接触并深入研究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文艺理论，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理论立场和文学观念的根本原因。当然，钱中文也多次表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无庸置疑，但在这里，我想就他的主要的（或主导的）知识来源与他的理论选择构成的内在关系作一简要梳理。我试图更进一步指出的是，钱中文的理论立场的选择在他那一代的理论家中，具有某种特殊性，这就是他深受他的知识背景的影响。对于钱中文来说，理论立场的选择并不是像他的相当多的同代理论家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可以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随时改变；钱中文不能，他浸淫于俄苏文学传统，他的立场观点和信念，在最初的时候就被决定了。这当然不意味着钱中文在他后来漫长的研究道路上就没有变化，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提出一系列崭新的命题，这些命题是他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困境，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作出的回应——令我惊异的是，他的回应，他的理论的深化，又都是从俄苏传统中再次吸取精神养料作出的反应。我这样说，可能连钱中文先生都未必首肯。 什么样的俄苏传统构成钱中文的知识基础？什么样的知识记忆使他如此难以释怀？就从钱中文不断引述的那些思想资料来看，从他不断探索的艺术的表现形式，从他始终关注的历史诗学方面来看，他的知识传统主要是别车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以及后来的巴赫金、加契夫、柯日诺夫、什克洛夫斯基、洛特曼以及托多洛夫等作家和理论家，也可以说是在俄罗斯文化中受法国文化影响的那种传统。他较少提到普列汉诺夫、日丹诺夫等人。当然，说钱中文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没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不完全。我想指出的是，他发自内心对那种知识和理论的欣赏，那种与他的天性和兴趣相契合的知识记忆到底是哪些？我想后者不是主要的，而且到后来，他几乎把那些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式的理论从写作中清除出去。钱中文后来在一篇题为《苏联文学理论走向》的文章里提到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写作的三卷本的《文学理论》，1971年出版的《艺术形式问题》等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也为他所推崇。由此可见，钱中文对俄苏文学及理论传统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艺术形式、语言和风格。他看重俄罗斯文化中的那种深厚的人文精神，宽阔的思想视野和胸怀。而那种在压抑感下产生的坚韧的气质品性，也与钱中文以及部分他同辈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相符。 钱中文是一个专业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而钱中文成长于那个年代，如果说他身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是不客观的。只不过钱中文的知识记忆与意识形态烙印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虚构关系。钱中文生性内向理性，沉静而有韧性。他不喜欢对抗，不喜欢冲突。对于他来说，某种意识形态的界限是不可超越，也不必超越的。它是一种假定性的存在，就像是艺术虚构一样。虚构不过是一种前提，在这种前提之下，可以讲个人真实的故事——谁解其中味呢？多年来，钱中文从来不正面与意识形态构成冲突，相反，他天然就能够适应。这除了他对俄苏文学及理论传统谙熟于心——他在谈论这种知识的同时，也在强化这种知识的领导权；反过来，这种知识也把他作为生存的基础。但这一切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他的理论的结果，毋宁说是他的理论一个必要前提，一个潜在的或隐含的边界罢了。在这个界线之内，他守望着他的内心，守望着他的知识记忆。这就是他从过去到现在，既保持理论的一贯性，又有思想不断更新的缘由所在。 “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反映论”是钱中文先生最重要的理论创造，也代表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观念层面上，第一次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作出明确的理论区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新确立了现实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钱中文最早阐发这一问题，见于1984年他写作《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几个问题》，后来以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为基础，重新写作最富创见的论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后收入他的论文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中。数年之后，英国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美学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esthetic,1990,Blackewll)，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这本书和钱中文的理论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钱中文的理论却因这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而再度引起重视（钱中文先生对此有过反讽性的说法）。在国内，广西师大王杰教授将伊格尔顿的著作译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受了钱中文先生的影响。当然，伊格尔顿与钱中文的立论并不一致，伊格尔顿是把美学本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钱中文是指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二者似乎要反过来说。这种区分在外人看来可能并不重要，但在钱中文先生，或者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实践中，却是意义重大的。把文学艺术看成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贯作法，也是后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所秉持的观点。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要把文学艺术强调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要把它从政治的直接组成部分剥离下来，而成为一个单独的自主性的存在。这显然是文学的自主性思想在作崇，多少有些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潜在诉求。这也是那个时期，文学理论试图摆脱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直接反映。钱中文后来并没有在审美的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论述，他更侧重于在“审美反映”这一概念展开他的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