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民歌运动，相当程度上可视毛泽东为实现他的大众化文化理想所推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实践尝试。和此前他倡导的其他文艺运动一样，这场诗歌运动事实上也是一场社会运动的直接派生物。 1958年3月， 周扬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题为《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旨在对刚刚结束的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两个月后，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提到了它：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赞成，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很多问题。被毛泽东称道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第三部分里，有他亲自加写的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聘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这段一气呵成的文字，无疑是毛泽东的点睛之笔。是他立足未来对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总结，是他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出自内心的真切呼唤和热情畅想。 他多年来的心曲大致如此：如果说50年代前期他发动文化界的几场战役，还希望通过改造现成文坛来建立一支新型的文化大军的话，那么，在反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家和文艺思想”以后，他把期望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目前尚处在文坛边缘甚至文坛以外的后备力量和新生力量身上了。这些人尽管知识不多，名气不大，但唯其如此，他觉得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就最少。光是批判，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最终所期望的，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这是他从延安时期就孜孜以求的目标。 正是这次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1958年大跃进的基本口号。所谓大跃进，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不单单表现为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也表现为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热潮。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想，他热情畅想并乐于看到：“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选择什么方式来锻炼和体现文化新军的创造力呢？能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学创作活动，大概就要算他从1926年起就钟情甚深念念不忘的民间歌谣了。 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说到民歌并把它看成当代诗歌的发展基础，大概是1957年1月14日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的那次谈话。 他说：我已看了新诗旧诗的争论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炼；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 50年代前期，文艺界曾专门组织过诗歌形式讨论，中心问题是旧体诗能否表现现实生活，对五四以来的新诗怎样评价等等。他的这个谈话，无疑是针对这场讨论发表的个人意见，从他个人的经历和价值取向来看，他之所以这样看重民歌民谣，一则是搞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则是鼓舞民气的一个重要手段，一则是老百姓文化创造的一个最普及的形式。 毛泽东个人的意见， 似乎很快就得到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印证。 在1957年冬季的农村水利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这是毛泽东一年前主持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建设未来新农村的远景规划），歌颂水利建设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后新面貌的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在1958年初编选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收了三百首。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后来流传极广的那首《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类的其他作品，不知毛泽东是不是读过；但这首诗，他是读到了的，后来的谈话曾引用过。诗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无疑正是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这无疑给了毛泽东一个不小的启发。在3月22 日成都会议上讲的下面这段话，拉开了1958年民歌运动的序幕：“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10天搜集，会搜集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又说：“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 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动员搜集民歌，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或说两条线引出来的。一个是搞大跃进需要发动和调动群众的创造热情这个时代气氛，因为搞大跃进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创造性不行，由此没有诗情想象也不行，这些，反映在文学活动上，创作主体和体裁就必然是群众化的诗情激发——民歌。再一个线索就是以诗人的角色，立足文艺规律构想诗歌本身的艺术发展。在同袁水拍、臧克家的谈话中，他提出当代诗歌发展的三个参照系：古典、民歌、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比较而言，他觉得古典束缚人，其实就是太文人化，不宜提倡；五四以来的新诗又觉还不成形，他自己确实不大喜欢；结论就是“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毛泽东也不是凭空提出把民歌作为诗歌的发展基础。他说“过去每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大体也符合文学史的实际。《诗经》里的国风就是同歌，五言或七言律诗源于汉乐府，宋词则源于唐代民间兴起的各种曲调，而元曲本更是大众语言的一种变形。看来，出于调动群众的创造热情投入大跃进这一社会动机，他选择了民歌作为宣传工具；为设计文坛自身的诗歌走向，他把期望的目光投向了民歌。根本上，正是经济建设和政治鼓动的需要，使1958年的民歌创作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和政治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