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论争是21世纪初以来文学理论领域中的重要论争，围绕文学性质的认识形成了多重的反思路径，在反思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学理论教材的重写(如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南帆的《文学理论》等①)。这些新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构和教材的编撰都不同程度地被裹挟在有关“文学有无本质”、如何理解“文学的本质”等问题的讨论中。“反本质主义”虽然并不是为新一代文艺学教材编纂者们所认可的命名，也不能有效涵盖这一时期文艺学教材所做的诸多尝试，但是它捕捉到当时文艺学教材所共同的从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中摆脱出来的意愿。这个命名与当时文学理论所处的从批判性反思到尚未找到真正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之路的过渡状态殊为契合。 “反本质主义”论争起于陶东风在2001年所发表的文章《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大致以2010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围绕两代文艺学教材——即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和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评价产生分歧而更具争议，《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梳理了其中有关文学的界定和书写体例等，将其弊端归结为“本质主义”，②并且从辨析文学性质、文学体制的构成进而反思话语形成背后的社会性质的论争，有关话语背后的社会性质、意识形态构成占据了论争的很大篇幅。相对而言，第二阶段在理论思考路径的选择中更为多元和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第一阶段纠缠于“建构”还是“解构”的二元选择。本文尝试以“反本质主义”论争中的第一阶段以及其中一名讨论者陶东风的观点为观察对象，梳理围绕“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这一系列话语表述的构成过程和思想资源，尝试指出其在反思学科话语建构的政治干预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生成的意识形态的纠缠。 一、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 《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给出了“反本质主义”的相关界定，概括起来，“反本质主义”是在知识论上反对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进而否认绝对的真理以及作为真理表述的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在具体的论争中，“反本质主义”的思路更为简化，即反对将“本质”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普遍化的”，并重申历史化、具体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工作中的重要性。因此，“反本质主义论争”被认为源出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反本质主义论争”中的主要分歧之一也是围绕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评价而起。赖大仁等《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是什么与为什么——关于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论争的理论反思》一文对论争中各方观点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为了反驳那种简单视“后现代主义”为“碎片化”和“虚无”的批评，文章开篇援引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概括，主要的立论是“反本质主义论争”的思路可归于后现代主义一脉。③这也是对于“反本质主义论争”的基本共识之一，即它的主要思想动力是从“反思”、“解构”而起。 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中对“文学”的性质界定的部分也引用了伊格尔顿。不过并不是有关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而是引用了稍早一些的《文学原理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导论在“什么是文学”部分提及“伊格尔顿甚至断言，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普遍‘本质’”，④这个表述中有一个先在的逻辑，即文学没有什么普遍“本质”，因而在这个语境中，伊格尔顿的文学观点也被引作了“反本质主义”的佐证。 《文学原理引论》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83年。这一时期伊格尔顿的思考重点是吸收当时的诸多理论视角，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对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框架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个开拓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文学性质做了多样化的理解，与其说它提出了多个对“文学”的理解，不如说它是从多个角度一次又一次地探触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理论论述中的盲点，比如精神分析中的“心理”刻画对于人的主体的挖掘和呈现，这是以往尊崇从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野中所有意贬低的部分，二战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视野中大量吸收精神分析的思考成果，影响甚至改变了今天讨论“主体”问题的基本格局。伊格尔顿所呈现的这些批评流派的新变路径和交锋，并不是一个静态、彼此分离的“多样化”。该书译者在译后记中认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⑤对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批判性梳理。此时伊格尔顿的分析中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仍占据统筹地位，还是冷战结束后“后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性反思还可以再商榷，不过这一时期的伊格尔顿和他的文学观点不能直接地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脉络中，即将其观点概括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普遍‘本质’”。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英文原版出版于1996年，中文版出版于2000年，在中文语境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与《文学原理引论》的广泛传播时间上相距不远，伊格尔顿早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和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的形象差不多同时到达中国。陶东风称“伊格尔顿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成果”。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伊格尔顿的“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成果更为确切的是指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而非直接“吸收”。伊格尔顿虽然以“后现代主义”为一种“文化风格”，但是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焦点并不在于文学，如《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前言中所示，“但在这里，我的兴趣更多地是在思想而不是在艺术文化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对个别艺术作品进行讨论的原因……我的注意力不是在于后现代哲学较为陈腐的公式，而是在于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或背景甚至是敏感性。”⑥伊格尔顿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⑦这一段也是上文所提到的赖大仁评述文章中所引、用来概括“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一段话。结合其上下文语境，这一段描述中，伊格尔顿是从批判性的视野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文化特征所作的概括，严格来讲，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伊格尔顿既怀疑且批判地审视这一系列的“发达的和变形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出现的文化症候，而“本书旨在提出一种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不是仅仅提供一种对于它的阐述。”⑧换言之，依据这一立场，很难简单地将伊格尔顿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幻象》避开借助个别作品、个体思想家的理论脉络，对于当下资本主义(或者用詹明信所表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分期和整体把握，及其紧贴着文化现象的所展开的批判性的书写，并没有被论争中的各方所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