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文论分歧根源于象征符号系统结构的差异 关于中西方文论分歧根源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即文化差异和思维差异。这两种回答固然没有错，但是，较之于文化和思维差异，最为根本的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无论文化或思维活动都离不开象征符号，其特征也都根源于符号系统的结构特征；同时，也只有深入了解符号系统，我们才可能进而探寻中西方文论融合重建的机制和路径。 卡西尔认为，人类文化即象征符号活动。格尔兹在此基础上指出象征符号的多样性，包括行为、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我们认为，尽管人类象征符号活动各式各样，但其中最原初、最基本的有两种，即“行为语言”(动作、姿态、表情、声音)和“言语行为”，其他各种符号活动都只不过是媒介上的延伸和拓展，其根本性质仍然取决于这两种行为(语言)。文化是在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协同建构的，文学则是两种行为(语言)的深度合作和融合。①正是这两种行为(语言)相互结合的结构方式决定着文化生产、思维习惯及文学活动的独特性。 行为语言在前人类时期就已经存在。在生物体对那些有效行为不断重复和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将行为内化、结构化而生成群体共享的意义，由此形成行为语言，因此，行为语言实即“结构化的行为”。由于这些结构化的行为是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塑造成形的，它们必然与特定环境紧密联系，并成为生物体与环境关系的共同表征。行为语言同时关联着生物体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既积淀为生物体的经验，又整体地表征着内外世界的关联。②言语行为则是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分蘖出来的，它将经验予以归类、概括、抽象而凝聚为离散的概念，由此构建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系统，并成为人类独享的符号活动。 但是，这两种行为(语言)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行为语言利用“身体信息”(动觉)来建立差异性，实即身体表演，它直接归属于身体，是缺乏独立性的符号系统；而言语行为则以其“概念/音响形象”建立差异性，并因此与身体相离散，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系统。人以行为关联世界，以行为语言把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把世界与人融合一体而把握了世界，并赋予世界以人的行为结构和生命形态，把世界拟人化、肉身化。但由于行为语言缺乏独立性，无法使人与世界相分离，无法构建人的“对象世界”，也就不能构建人类意识，只能构成无意识经验。③正是行为语言的作用，才有可能设立人与世界之间的非对象性关系，构建物我合一、无物无我的境界。体验、悟解、直觉、移情、本能就建立在行为语言功能特征的基础上。言语行为则凭借其独立性和差异性，把人与世界相区分，把万物相区分，从而在构建人的对象世界的同时，反身构成人类意识。④自此，人与世界的浑融关系被分裂为主客体相对立的二元关系，构建起人与世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我们所说的主客分裂的、逻辑的、分析的思维方式，就奠基于言语行为的功能特征。它赋予人类观察认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反思能力。言语行为既塑造了对象世界的秩序，又以其反思性赐予人类以理性。⑤行为语言、言语行为是人与世界之间两种迥然不同的关联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语言)就共同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文化创造和思维方式，而双方关系的不平衡性则造就了不同民族文化和思维的独特性。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思维，以及文学、文论的差异性就根源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语言)：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结合的整体结构及倾向性。 二、“理念”和“道”背后的象征符号活动模式 人类象征符号活动同时塑造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既给人类思维打下印记，也重构着人的世界，决定着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这也就是说，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以不同的运作方式和功能特征，协同构建了人与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模式。人类文化生产就取决于象征符号活动的方式，取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模式。 不同民族对世界本源及最高法则的认识，就和象征符号活动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和言语行为、行为语言双方相互协同的整体结构，特别是这个结构的主导倾向密切相关，和由两种行为(语言)所建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模式密切相关。柏拉图的“理念”与老庄的“道”就极其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差异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⑥他举例说，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自然的床，是床的本质，是实在，也即床的理念。这是永恒不变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制造出来的；第二种是木匠造的床，这只是一张具体的床，它分有了床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而不是理念本身；第三种是画家画的床，那不过是对具体的床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和理念或真实隔着两层。虽然柏拉图的“理念”具有神秘色彩，但是，由于“理念”思想是根据用“同一名称”概括许多具体事物来推想的，它就和语言概念相关联，或者可以说，这种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是建立在言语行为基础上，通过语言概念推演出来的。柏拉图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床具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床”，才推测存在着一个床的理念。 理念与抽象概念相关涉，而不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因而凭借人的感官是不能把握的，甚至需要排除视觉、听觉的干扰，只能通过意念和理智才有可能接近它，借助于理性思维才能理解它。“他必须运用纯粹的、绝对的理智去发现纯粹的、绝对的事物的本质，他必须尽可能使自己从眼睛、耳朵，以至整个肉体游离出去，因为他觉得和肉体结伴会干扰他的灵魂，妨碍他取得真理和智慧。”⑦正因如此，聂敏里认为：“柏拉图的idea从客观存在的方面来看，并非是事物的感性形相，而是事物的本质，它构成了事物最真实的存在，而这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而作为事物最真实的存在、本质，它不是感觉经验的认识对象，而是理性思维的认识对象，从思维方面来说，它就是思维之概念。”⑧ 与柏拉图的“理念”不同，老子的“道”恰恰既非概念，又非形象。“道可道，非常道”，一旦用语言命名它，以概念网罗它，就仿佛如“混沌开窍”，势必失去“道”本身，不再是那个唯恍唯忽、周行不殆的“道”了。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⑨自然之“道”是世界的根本，是天、地、人的缘起。人凭借行为语言与世界直接关联，相互混成，就可以进而把握世界、悟解世界，以此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由于行为语言是非独立性的符号系统，它尚未把自然与人相分割，尚未把万物相分割，尚未把世界构建为明晰的对象世界，因而世界仍然是浑整无割、混沌不分、晦暗不明的，这正是作为世界本源的自然之“道”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只有通过行为语言来悟解，而无法用语言概念来命名、用言语行为来阐释。为了有所解说，只能勉强以“道”来命名它，以“大”“逝”“远”“返”等曲折委婉地描述它、接近它，然而，这些又并非“道”本身。老子深知人类处境的尴尬：人唯有用语言来明确地说明和显现世界，而语言却因其局限性又无法真正触及世界的根本，因此，他只能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耗费五千言，试图以此迂回地探索世界的本源和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