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1-0075-06 京派文学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只劲旅，但是建国后对它的研究却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勃兴的。80年代，曾是京派支柱作家之一的沈从文出版了他的学术性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从记忆中唤回有关沈从文、进而有关当年京派文学的一些陈年往事。进入90年代，随着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朱光潜、萧乾等作家的作品、论著结集再版，学术界也开始发表或出版关于京派文学的专论或专著。杨义、查振科、韩立群、许道明、高恒文等学人都曾把京派文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虽然这些研究论著选取的角度不同，观点有异，但是关于京派文学的特色和风格，研究者们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如杨义所言，“（京派）发现了在自然怀抱和宗法制维系中人的心境的和谐，‘一念之本初’的童心未泯，原始人性在与神性的交融中洋溢着顺乎自然的恒定感”，“以质朴而雅致、绵密而潇洒的笔触，点画出古老的中国城乡儿女、尤其是带原始静穆感的乡村灵魂的神采，神与物游，物我无间，创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和谐浑融的抒情境界”[1](P364～365)。简言之，对这一流派的文学风格，研究者多是从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视角着眼加以分析的。9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京派文学的美学风格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虽然京派文人身处学院之中，兼容中西方文学思想，并对现代思潮持开放、包容态度，但他们最终的精神指归都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杨义更是专门对比研究京、海两派，将京派作为古中国文化心态的代表，而将海派作为受现代风潮影响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缩影。[1]所以，90年代以来关于京派文学的研究论文、论著虽比80年代更丰富、更系统，但仍多是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介入的。 一、地域文化：植根的母体 作家，无论是大家、名家还是普通作家，其创作特色和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地域的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和文化氛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京派作家里，说到地域文化的影响，研究者自然会想到沈从文和废名。同时，又由于对这两位著名作家的研究，黄梅文化、湘西文化、吴楚文化被一次次提到。向柏松的《沈从文与巫风》[2]是一篇专门讨论楚地巫风对沈从文创作影响的文章，作者认为，“沈从文迷恋的是与巫风共存的具有原始美德的社会环境”，他提倡“鬼神崇拜情绪，执著、庄严和痴迷”，并且“特别赞赏祭神活动的艺术气质及浪漫精神”。文章还对小说《神巫之爱》等进行了分析，提出神巫对爱的追求正是“作者艺术追求的象征”，“神巫所追求的只不过是浪漫的宗教情绪所笼罩的美丽的幻影罢了”，但是“神巫在追求幻影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疯子般的迷狂和执著”，而这正是“抒发了作者对人生艺术化的迷恋”。向柏松对楚地巫风之于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理解得颇为到位，既分析了沈从文对其所处地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作家对巫鬼文化的艺术精神心领神会后移植于自己的创作而获得的奇异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移植增强了小说的气氛，表现了人物命运的不可知性。彭晓勇的《民族生命元气的执着追求——沈从文小说论》[3]一文虽然不是从严格意义的湘西文化、吴楚文化着眼，但作者却明显地从“地域”角度楔入，以带有地域特色、地域内涵的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为视角，分析沈从文笔下“找不到民族自身位置”的湘西人的心灵世界，和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的湘西“通体透溢出的一种生命的元气”。作者认为，沈从文“总是以一个湘西‘乡下人’的心理去发现、控诉推进文明的暴力行为怎样伤害着一个民族的心灵”，而“当这种对暴力的批判与湘西少数民族被武力‘同化’的遭遇相联系时，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同情，而表现出对民族压迫的愤怒，寄寓着民族平等的要求”[3]。同时，作家着力描写了隐藏在这个少数民族人民体内的生命强力和生命元气，“这种生命强力与民族责任感的交融，就使其人性内容有了深刻的意蕴。这种充溢生命力的人生是美的、健康的人生”。彭晓勇认为沈从文是以湘西苗族作家的立场进行创作的，所以他的创作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抗争色彩。这种观点确实是看到了沈从文作为从湘西走出的作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说法有些过分拘泥于湘西历史上少数民族曾有的心理感受。沈从文有着苗族血缘，但他从未以“苗族作家”自居，他在作品中所对抗的，是“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伤害和异化，他似乎更愿意在塑造完美人性方面下功夫。另外，李同德《沈从文文学批评风格及其成因浅探》[4]一文指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风格受楚文化影响很深，“巫文化氛围，使楚人部分地摆脱了宗法制的严重束缚，表现一种自发的自由精神，用直观想像的方式去把握周围世界，因此楚地的巫风带有较多的艺术气质，对作家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楚文化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小说创作体现出的是其对沈从文的构思背景的直接影响；而正如李文所言，文学批评风格体现出的则是其对作家思维方式的浸染。 90年代以来关于废名与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5]一文。研究者从自然环境、人事习俗、佛教和禅宗、民间文艺等方面，分析说明了家乡的传统风土人情、文化气息对废名创作的影响。自幼在黄梅长大的冯健男很了解黄梅文化特色，“首先，在佛教和哲学方面，黄梅占有独特的地位。——禅宗初祖是印度人达摩，二祖至六祖都是中国人。五祖弘忍为黄梅人，六祖慧能在黄梅接受五祖所传衣钵，四祖道信亦可能在黄梅传佛法于五祖，是以黄梅有四祖寺、五祖寺，黄梅人自古至今，引以为荣。”“其次，黄梅与匡庐一江之隔，据传说和县志所载，诗人陶潜、慧远、李白、裴度、苏轼等曾到过黄梅，留有诗作；而鲍照则居于此，死于此，葬于此。”“再次，黄梅是山歌、渔歌和采茶戏之乡。”冯健男认为废名自幼受佛学、禅宗影响很深，在其名作《桥》里，更是“形成了一种空气，弥漫于其中的是诗的意境与禅的意趣的结合，清凉的人生与静默的哲学的交融。”而且，“有意味的是，在黄梅，艺术总是带有禅味。哪怕是滑稽和幽默，也往往看破了尘世，点穿了戏中戏。”[5]在佛教和哲学方面，黄梅占有特殊地位，五祖和六祖的故事至今在那里都家喻户晓。废名小说意境与禅趣相结合，与黄梅禅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此外，黄梅的民间艺术也启发了废名，如木头戏、灯会等，都被他引入小说创作中，展现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冯健男先生是废名的晚辈亲属，对废名、对黄梅文化的双重熟稔和了解，使他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也更为贴切，令人信服。 杨义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开列专章比较研究废名与沈从文。他指出，“按诸历史地理，废名小说所描写的湖北黄梅县和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沅水流域，皆属楚地，不过沅水流域位居蛮荒的湘楚，黄梅位居风气略为开通的吴楚，有‘儿童尽楚语吴歌’之说。因而，他们的作品尽管都有南方的清柔之美，但沈从文笔下更多奇特神秘的色彩，废名笔下更多平易和谐色彩。”[1](P334)这种比较颇有新意。两位作家虽都出身楚地，但风格颇为不同。正如沈从文在《沫沫集论冯文炳》中的自评，“《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1](P338)，杨义形容沈从文的小说“有棱有角，有血性，有哲学，擒纵随心，驱遣自如”[1](P338)，的确是看到了沈从文与废名的不同以及沈的优势所在。用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杨义点出了两位京派重镇作家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地域文化渊源。他也将同样的比较方法用于分析京海两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指出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分别对京派、海派的影响，这方面本文将在下面详细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