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3-0079-08 从巴赫金学术创作的实际和本文的研究视域出发，本文拟将巴赫金的全部写作主要分为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两个领域。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又分早期和晚期，其中，巴赫金的早期哲学美学成果主要是指巴赫金在1919年到1924年间的学术创作（注：这些著作包括《艺术与责任》（或《艺术与应答》1919年）、《审美活动中的作家与主人公》（或《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20-1924年）、《论行为哲学》（1920-1924年）以及《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1924年）。其它涉及哲学的还有他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康德哲学讲座和其它一些涉及宗教哲学的发言讲座等。），它们奠定了巴赫金一生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和方法，而文论部分则延续了巴赫金写作的全过程。 巴赫金在《论行为哲学》之后，把一生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但是巴赫金的《艺术与责任》和《论行为哲学》中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就此停顿，而是在巴赫金此后的学术活动中延续了下来。这集中表现在巴赫金的早期哲学美学范畴和文论范畴明显的联系上。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巴赫金诗学的核心——参与性范畴的特点，探究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与文学思想之间的深层次联系，从整体上理解巴赫金理论的价值立场。 一、巴赫金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在巴赫金看来，将艺术的视野局限在自身的领域内、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或艺术家本身的创造的自由等都代表了艺术严重的危机。为此，巴赫金依次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哲学美学基础、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学方法等。 早在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中，巴赫金就指出，诗学应该以哲学美学作为基础：“没有系统的哲学美学作基础的诗学，从根本上便成为一种脆弱的偶然的东西。以系统观阐发的诗学，应该是语言创作美学。这一定义强调了诗学对普通美学的依赖性。”[1](p309)很多资料表明，哲学对巴赫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门人文科学，而是渗透在所有专门研究中的一门科学工作（注：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巴赫金只是在涅维尔和维贴布斯克期间（1919年-1924年）才是一位哲学家。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表面化了，实际上巴赫金包括文论在内的整个思想都是以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他的哲学家身份不在于撰写的哲学著作数量上的多少，而在于其哲学思想与文论的内在联系。）。在巴赫金看来，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巴赫金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指出，“哲学开始于精确的科学性结束而另一种科学性初露端倪的地方。哲学可定义为所有科学的（以及一切类型认识和意识的）超语言。”[2](p380)另据柯日诺夫(Vadim Kozhinov)回忆，巴赫金有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评说，“‘文学研究是一种中间的专业，要实践它，研究者必须或者是位艺术家，或者是一位哲学家，’这样才能‘把自己整个投入，把自己的灵魂整个投入进去’。”[3](p23) 但巴赫金以后又指出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学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1926年发表的《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论社会学诗学问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几乎仅仅运用在历史问题的分析中，而所谓理论诗学问题，涉及艺术形式、它的各种因素、风格等全部问题，这个方法几乎没触动过。”[4](p77)。从整体来看，艺术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交往，一种独特的交往类型。社会学诗学的任务就是“理解实施和固定在艺术作品材料中的社会交往的这个特殊形式”[4](p82)。而缺乏社会学的观点就无法进行任何文学研究。巴赫金强调了对作品内在的艺术结构进行分析时采取社会性观点的重要性。 晚年的时候，巴赫金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又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相对于文艺学的专业化）。 我们通常是依据作家当时以及不久前的过去（通常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个时代为界）来阐释作家及其作品的。我们担心在时间上远离所研究的现象。然而事实上作品却植根于遥远的过去。 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5](p366)。 我们的理论思维所依赖的，是太短太短而且贫乏的记忆[6](p108)。 巴赫金关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以及文化史的联系和他对哲学美学的重视并不是矛盾的。社会学和文化史属于非审美世界的认识活动，而从审美活动的界定到它和非审美活动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本来就是哲学问题。 只有系统哲学以其自身的方法才能科学地理解审美的特殊性、审美同伦理和认识的关系，审美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地位，最后还有它的适用范围。对审美的理解，不能通过直觉或经验的途径从艺术作品中予以获取，那样的理解将是幼稚的、主观的和脆弱的。为了取得可信而精确的自我界定，审美必须与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其他领域进行相互的界定。 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1](p308)。 文化整体中诸要素的相互界定阐释，只是在系统哲学的整个认识活动中才有积极的意义。[1](p326-327) 巴赫金前面那段话针对的主要是当时的俄国形式主义对审美活动的过于封闭的内部研究（巴赫金称之为“材料美学”）。通过在整个文化领域对内容、材料、形式这些美学基本概念的考察，巴赫金不仅阐明了诗学的基本概念，还论证了认识、伦理和审美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