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15-07 一 近3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众多以反叛权威、质疑科技理性与现代性，向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定势发起冲击的哲学话语与社会思潮纷纷兴起，在观念与实践上给予当代文论以深刻影响。重要的文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和生态主义等彼此声援，不仅以鲜明的政治与文化批判特色，共同促进了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纵深发展，亦以介入文学的独特视角，弥补了各自在思维方式乃至具体批评实践中的疏漏，达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 这一过程中，以法国的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与美国的希利斯·米勒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与文论思想，以对现存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与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精神价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各流派之间互动互补的典型范例。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 Critical Revolution)中，对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契合背景作了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亦较为准确地将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产生“巨大的亲和力”的内在原因，概括为“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2](p.4)。这一“傲慢而可疑的主张”，便是以统治与服从、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 20世纪堪称语言的世纪。从索绪尔、拉康、福柯以来的语言学发展中我们看到，语言与话语已抛却了传统意义上的工具角色，上升到具有本体的意义。既然历史文化是拉康所谓以语言为基础的“象征性的秩序”(simbolic order)，女性要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主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因此，女性话语权的获得成为建构女性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一方面，解构哲学给女性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罗兰·巴特的社会语言观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一话语学说，使女性主义学者得以将微观的语言研究与宏观的历史文化研究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记忆、情感与欲望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首先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进行了质疑与拆解，从哲学的高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透视女性“第二性”的表相背后的文化奥秘，由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深入到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揭示男女这一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形式与历史文化中的“性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颠覆传统文学观念、文学史与文本中固定僵化的女性形象及模式化的女性特征，重建新型的妇女形象与妇女传统，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与生理之间的本质主义联系，同时关注“女性”这一范畴内部的异质因素，反对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定，强调不同时代、种族、信仰、生活方式、性爱倾向、地域环境等造成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指向。 二 19世纪后期，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便指出：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他对语言本体意义的预言在20世纪变成了现实。在文论领域，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大相径庭，但理论家们对语言中心地位的强调却无疑有着惊人的一致。 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使法国知识界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崩溃，使人们对结构主义推崇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以纯粹探求作品封闭的内在结构和共性模式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美学的权威地位发生了动摇。罗兰·巴特开始从语言的压制性切入，探讨其与意识形态运作的关系，解释“资产阶级是如何把一种写作规范加以自然化、规范化和合理化的”[3](p.374)，体现出向解构主义思想的转化。 在《写作零度》(Le degrè zèro de lécriture)与《神话学》(Mythologies)中，巴特出色地发挥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关系的思想，从中发展出一种具有文化批判色彩的符号学理论。英国哲学家R.凯尔尼认为，巴特“发展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解构主义’策略，即把语言的总体性视为对超越和非中心化的无政府特性（他蔑视已经确立的语言的中心化代码）的内在压抑，两者是水火不容的”[4](p.327)。在巴特看来，世界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每个人用以交流和沟通的语言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不仅艺术家描述的事件是通过某种符号系统表达出来的，受众之所以能理解这样的代码表达，也是由于文化使这种符号系统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的缘故。 自1970年出版《S/Z》以来，巴特的解构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不但指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语言符号的，还寄希望于写作来颠覆这样的符号规范。巴特强调写作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条件下，语言已经被完全总体化和中心化，意义被垄断。惟有通过写作，才能滋生意义的多样性，通过对能指—所指所对应的语言实践的非中心化，使文本转向无限丰富多变的“复调”状态。他在《作者之死》(La mort de l' auteur)中写道：“实际上，在多样化的写作中，一切都被加以整理，而没有什么被译解。……写作不断地诉诸意义，不过却又总是为了使意义消失；写作力图系统地消除意义。所以说，文学（从现在起最好说是写作）通过拒绝赋予文本（亦即作为文本的世界）以‘秘密’，即一种终极的意义，而解放了我们称之为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活动，因为拒绝终极意义最终说到底不过是拒绝上帝和他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即理性、科学和法则。”[4](p.58)写作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够系统地对现行的文化意义进行消解，而且表现为能不断通过“整理”的过程，生产出新的、无限开放的意义，从而粉碎意义的垄断性和人为限定性。由此，写作的本质成为对专断、固定、排它的意义的“革命”与“解放”，成为“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