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科技甚至某些物质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全球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事实。三千余年来，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 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时代社会所吸收和创造的东西，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它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都是并时性地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 三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最复杂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所说：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远远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显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一个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某种文化的革新。没有差异，没有文化的多元发展，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普遍被提出，本身却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化，多元化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后，最先面临的就是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等。这些都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而“趋同”反而是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显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状态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率一切的逻各斯中心论、“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模式都面临挑战。人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没有具体实质、没有时间限制的“纯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人本身”。“人”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都随着“人”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这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对“他者”的寻求，对文化多元发展的关切等问题才被纷纷提出来。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 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认为：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一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最近，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Hall)合作，连接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Through Confucius)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再重新反观当前的西方文化；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 and Transcendence)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问题。刚刚出版的斯蒂芬·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这些著作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把中国和西方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固定对象来进行分析，而是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说：“我不认为能够把书页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希腊……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中国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一理论的新发展为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