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6)06-0088-08 “语言转向”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67年在其所编的《语言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1967)一书中提出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这里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是指西方哲学从其传统的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研究转向现代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研究。”[1](P558)此处所说的“语言哲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分析哲学，代表人物为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语言转向不仅对20世纪西方哲学影响甚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哲学集中关注语言，突显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突显语言分析的作用，启发了分析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对意义、指称、虚构、可能世界、语言游戏等的讨论。除了分析哲学外，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观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对20世纪思想史包括文论史也影响很大，它们和分析哲学共同推动了语言转向。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就是广义上的语言转向。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是20世纪另一哲学主流。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关注语言含义的意识构成，其后继者英加登把它推衍至文论与美学中，形成现象学美学；另一个后继者海德格尔则把语言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中经伽达默尔、利科等人影响到后来的美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涉及艺术与物性、艺术与解释、艺术与游戏等问题的讨论。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区分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主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凸显了语言以特有的方式划分概念与范畴的潜能，表明了语言的纯关系性、形式性。这是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语言学转向，启发和推动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怀特的历史诗学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因素被引入语言讨论中，形成了话语分析和文本理论，上述三股语言转向逐渐合流。下面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分析与语用 哲学研究走向语言分析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转折。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个起点和基础。前期分析哲学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经验主义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凸显语言与实在的同构关系，对分析美学以及可能世界和文学虚构理论研究影响颇大。例如，罗素把文学作品归入“幻象”，认为“幻象自身恰如通常的感觉材料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是幻象缺少通常的相互关系，因此引出错误的结论，并且变成欺骗性的东西。”[2](P312)这个说法推动了D·刘易斯的可能世界实在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后期语言哲学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反对私人语言，提出的“意义即用法”[3](P264)把意义引向行为和语用，对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进而对普拉特等人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维特根斯坦倡导以理解为交往规则包含了对语言共同体的追求，对话语理论和交往语用学也有启迪价值。 20世纪5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他把语言分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又译述行话语)和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记述话语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的话语，如“猫在草席上”“他在跑”等；而大量存在着的如宣布、疑问、祈求、礼貌用语、感叹用语等属于施行话语。施行话语不仅要描述一个动作，而且还要执行这个动作，如一个男子在婚礼中对他准备迎娶的新娘说“我愿意”，一个人在踩到另一个人的脚时说“我道歉”，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承诺说“我会准时到达”等等。奥斯汀用真假与否和适当与否作为衡量记述话语和施行话语的标准。当然，奥斯汀也意识到，纯粹的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是不存在的，其实记述话语也应当包括在施行话语之中。但是奥斯汀在把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推及到文学语言时却发生了一个困难，那就是虚构话语的表意、施行与效果不同于日常语言，“如果一个施为话语是由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说出的，或者是被插在一首诗中，或者仅仅是自言自语，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空洞的或无效的。”[4](P18)当奥斯汀把文学语言视为寄生的、空洞的语言时，他其实是在用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为标准来衡量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因其虚构性而被认为不可证实。然而，奥斯汀对文学语言的排斥仍然给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方面按照奥斯汀的意见，文学语言被排除在言语行为之外，文学语言不具有施为性功能，言语行为理论用在文学上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关注语境、惯例、语言与社会互动等问题，为许多不能在形式和结构以及语义学框架下解释的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阐释思路”。[5](P53) 奥斯汀的学生塞尔拓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表达了“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6](P66)塞尔并把它应用到文学中。塞尔虽然也认为虚构话语是不严肃或不认真的话语，但认为虚构话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文学话语活动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不是所说语句直接意指某种对象的直接言语行为，而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一种。在间接言语行为，如暗示、暗讽、反语和隐喻中，“说话者的表述意义与语句意义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分离着的……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意谓他所说出的东西，但同时还意谓更多的东西”。[7](P317)塞尔认为文学虚构是一种伪装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言语行为，而一个文本是否是虚构作品则由作者的以言行事的意图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