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概念性的，而图像是具象性的，那么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中间环节?围绕这个问题，学界曾试图借助新批评中坚人物维姆萨特(W.K.Wimsatt)的“语象”(verbal icon)概念，作为语言向图像转化的中间机制，认为“就是因为语象的存在，才使得语言向图像的转化成为可能”①。但通过对该词原义的考察，我们发现它并不具有“语言形象”的意义，因此这种中间机制便有待重探。为此，本文拟回归语言与图像的意向结构来揭示语—图转化的内在逻辑，并采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但未详细讨论的经验性概念及纯粹感性概念的“图式”作为语—图转化的中介机制，以切实解决该问题所囊括的疑难。 一、语—图转化的中介问题 在语言与图像关系的研究中，语—图转化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但通达该问题的方式却因人而异：既可利用古希腊修辞术语“Ekphrasis”(译作“艺格敷词”“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赋象”等)探讨“以语辞来实现的各类栩栩如生的描述”②；还可利用语图互文、语图互仿及其发生史梳理来构建转化的基本形态③。但这些话题实属于相对上层的研究，真正的奠基问题乃是对语—图转化之可能性及途径的追问。从这个角度看，袭用自维姆萨特的“语象”概念无疑切中了语图关系核心的一点，即语言如何能转化为图像?这种讨论假定存在“语词之象”④，而通过某些修辞手段(描述、比喻)，语言便能转化为形象(意中之象或物理图像)⑤。这样，语言与图像这两种异质的符号便有了沟通中介。但问题在于，维姆萨特并未具体阐发“语象”概念，“更没有涉及‘语象’和‘图像’的关联”⑥，甚至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也有待商榷。黎志敏在考察该概念后认为它不过是维氏为新书想的“一个‘新奇、醒目’的招牌”，究其实质乃是有名无实的、“有能指、无所指的‘悬置学术术语’”⑦。再者，诚如黎志敏所追问的：果真有独立的“语中之象”吗?难道所谓“象”不应是在意识中吗?这些纷争使我们不得不退回到维姆萨特那里，重新审视该概念的内涵。 那么，维姆萨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该概念?回到著作本身，我们发现他仅在扉页作了一小段解释：“icon一词现今常被符号学家用来指称共享指代对象的性质，或与指代对象相似的语词符号；而该术语更常见的意义是指一个视觉形象，尤其是宗教中的象征物。最充分地实现其语言能力的‘verbal image’，不仅是一幅鲜明的图片(通常的现代意义上的image)，还是隐喻与象征维度内对现实的解释。此即：Verbal Icon。”⑧除此之外维氏并未使用或解释过该词。研究者仅通过“共享指代对象性质，或与指代对象相似”这点来强调语词符号与其指代对象“象”的相似性，进而将语象解释为语言的“存在视象”⑨，或所谓“语中之象”⑩；但这正是令人存疑的地方。 据赵毅衡考证，这里的“符号学家”指的是查尔斯·莫里斯(C.W.Morris)(11)，但后者所谓的“icon”实际上是指“照片、星图、模型、化学图解”等“符号”(12)，并非意识或物理意义上的形象。类似的观点也见于皮尔斯(C.S.Peirce)，他在《论符号》中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其中像似符“仅仅借助自己的品格去指称它的对象”，但它指的是“曲线分布图表”“集合图形”“画”“代数式”“原始文字”等广义符号(13)。实际上，符号学意义上的“icon”所强调的“符号与客体之间的相似性”，乃是外形的相似、关系的相似和逻辑的相似；这些符号都“不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符号”(14)。 这样，我们便很难将“verbal icon”称为语言形象。但该词是否真的就只是块“新奇的招牌”?恐怕也未必。汉弗莱斯(Humphreys)在评论维姆萨特该书时曾指出，全书具有同一个潜在的主题，即“诗歌的‘象似性’(iconicity)及检验该概念的批评进程”。他解释道，象似性指“除了字典意义上的所指和外延外，语词还通过扮演这样一些东西来意谓其意义——即通过其声音、结构、逻辑语法和修辞(尾词同形、押韵、双关、交互、轭式修辞)等的相互关系，以象征的方式实现意义”(15)。回到文本内部，我们发现维氏的确广泛探讨了隐喻、韵律、语体、主词或谓词的数量等对诗歌意义的构建功能，如在下述例子中： Whether the nymph shall break Diana's law, Or some frail china jar receive a flaw.(16) 维氏认为“law”与“flaw”并非只有韵律关联，诗人是将“break-law”与“jar-flaw”统一到“破碎—易碎品”的模式中，使其相互阐释从而构建诗歌意义。而这种象似性研究路径，实际上正契合以皮尔斯、海曼(Haiman)以及韩礼德(Halliday)等为代表的符号学—语言学传统(17)。 再者，维姆萨特将相去甚远的“verbal”与“icon”并置，遵循的应是他所谓的“隐喻构词法”。这是一种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隐喻方式”，它“把两个极为熟悉的词放在一起，目的是对其熟悉的性质提出疑问，对一个未知的整体进行深入探索”，以曲折地展示某个概念，甚至重新解释现实，如Klang-farbe(音色)、Farb-ton(色调)、Verbal-style(语体)等(18)。维姆萨特曾以这种构词法解释诗歌，他指出“诗歌是有节奏和旋律的口头音乐(verbal music)，或者说它是一幅‘说话的图画’(speaking picture)，一幅生动的视觉图像的拼图”。只不过此“拼图”无关乎图像，而是指诗歌以“最充分、最具包容性和象征性的特征而获得语词之相互关系的密度”，进而“接近于绘画和音乐的直观感官状态”或者说具有“图像的稳固性”(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