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为“敌手”的反讽主义 1975年，爱德华·W.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出重新描述经典文学文本的路径。萨义德认为“作为一种意指形式的文本”，既“包含现世性(worldliness)、境况性(circumstantiality)，也包括文本的地位，这种地位让文本成为同时拥有美感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的事件”。他们共同构成了文本“生产和传达意义不可替代的部分”。萨义德力图将文本从新批评建立的文本自足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将之重置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萨义德使用“情境”“现世性”“境况性”等新术语，使之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批评。“情境(situation)不是隐藏于文本中的神秘物”，文本描述不只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文本也不是社会的附属物。文本、文本书写者都处于社会历史空间中，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批评要务之一就是发掘它们之间的同构共振关系。“文本客体自身和情境同存于一个外层特殊性中”。这样的共存、共生关系“限定了阐释者及其阐释行为。”①文本中有什么和文本阐释行为，与文本和阐释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萨义德用文本和阐释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的处境研究，替代了“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本质主义和“文本内部有什么”这样的形式主义追问。 这种对“什么是X”的苏格拉底式追问的放弃，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是放弃“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的反讽主义。对于“反讽主义者”而言，我们只能用新的语汇来“重新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过去”，“希望透过这不断的再描述，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最佳的自我”。②萨义德用“现世性”“境况性”“对位阅读”等批评术语替代美国风行的新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宗教式”术语，重新描述书籍、文本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位置。 这种注重文学历史空间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堕落”③，只是姿态十足的政治正确，却远离了文学自身本应有的审美价值研究。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认定“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④，都是憎恨学派。“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⑤布鲁姆认为在他的时代，“憎恨学派”已经占据了学院文学批评的主体地位，它们和“进入死胡同的形式主义”一样，是一种十足的学院派批评，逼得真正的审美批评只剩下古典文学系的规模。 有趣的是，萨义德在提出他的批评范式时，进攻的火力同样对准了当时的美国学院派批评。萨义德认为，当时的美国学院批评，无论是守旧的右翼还是新进的左翼，在论辩中有着共同的特性：在理论上为实践中从不做的事情辩护。论辩双方的共同点都是将“文本、作者和时代保持在人们熟知的公认的经典之内”。萨义德的主要例证正是哈罗德·布鲁姆。他认为，“布鲁姆的著作及其在理论基础上以愤怒和赞扬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观点，都牢牢地保持在学院批评传统之内。”⑥ 这两个互为对手、互视对方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又都被理查德·罗蒂视为实用主义式的“反讽主义者”，是黑格尔式“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当下更时髦的叫法就是“文学批评”。他们立足于阐释文学间的关联，给书籍锚定一个位置，而不寻求书籍与真理——由终极语汇构成之间的联系。不同的只是锚定书籍位置的方法：对萨义德来说叫“对位”“现世”；对布鲁姆而言则是“影响”“误读”。这就是“辩证式”的文学批评，看重的是文学的关联性。因为，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批评终极语汇”的时候，那么“回应意象再描述的惟一对策，就是提出另一项再再描述”。⑦这样，无论是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抑或是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就都是针对他们自身以外的批评的再批评。这样的批评提供了新的面对文学的批评策略，却并不更靠近由终极语汇构造的“真理”，而是追求对文学内部关系或文学与外部关系的更好描述，以便造就更好的自我。 这两种看似势同水火的批评策略，罗蒂在哲学的高度看到了他们的内在相似性，从中发掘“反柏拉图式”的人类进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融合。他将文学批评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研究，以避免批评间你死我活的争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罗蒂的这种并行不悖融合与共存可行吗？这会是怎样的一种的未来？萨义德曾从布鲁姆的批评中获益良多，但又与之有着巨大的分野。我们回到萨义德和布鲁姆的批评策略，审视罗蒂的融合路径，也许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启示。 二 布鲁姆的“影响”与“误读”：书斋里的革命 从1973年最为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到2011年姐妹篇《影响的剖析》(The Anatomy of Influence)，“影响”和“误读”作为两大核心概念，贯穿着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始终。借助这两大概念，布鲁姆将西方经典作品串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以莎士比亚为巅峰标准的谱系。 在比较文学已经成为普及学科的状况下，作家彼此间存在着一些影响，对普罗大众而言，几乎是无需多言的事实。但布鲁姆将“影响”这个通用语复杂化、专业化，甚至有点神秘化了；繁复到大众和专业批评家都无法直接理解程度。 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提出了“影响”六大修正比“克里纳门”(Clinamen)、“苔瑟拉”(Tessera)、“克诺西斯”(Kenosis)、“魔鬼化”(Daemonization)、“阿斯克西斯”(Askesis)、“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布鲁姆给这些术语做了详细的解释，并列举案例精微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一旦脱离了布鲁姆的描述和案例，即使训练有素的读者，也很难在别的文本中快速地感受到相似的描述。因此，尽管评论界把“影响”这一术语归之于他的名下，但布鲁姆这六个修正比术语并没有通行开来，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英语学界都是如此。其神秘性让布鲁姆显得精英姿态十足，这不仅将普罗大众拒之门外，也让职业学者望而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