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第三卷里，黑格尔认为，“诗”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人一旦要从事表达他自己，诗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诗与日常语言不同，是跨向自由领域的重要途径①。黑格尔尤其强调，与主体之“反思”相对应的“抒情诗”特别适合“近代”，因为每个人都能享受“情感和思想方面的独立自由”②。 这里的“近代”当然是指启蒙时代。如果康德对启蒙的著名定义“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③具有普遍概括力的话，那么，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指的就是通过使用自己的理智而不再“受监护”的启蒙后的生活状态。所谓“情感和思想方面的独立自由”，就是有勇气使用自己理智的精神状态。 将以上两个命题结合起来，不难理解，在启蒙的语境里，抒情诗的盛行与理智逃离“监护”的步调几乎一致。这就启发我们重视抒情文学在启蒙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不再把启蒙时代直接等同于“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笼罩一切的时代，而是看到当时的英国涌现了大量感伤小说，看到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中不乏强烈的爱欲和激情表达，看到德意志地区爆发了“狂飙突进”……就会意识到，“启蒙”不仅仅是科学或哲学理性的启蒙，还是情感与文艺的启蒙④。 黑格尔认为“近代”最适合抒情诗，这一结论在受到他影响的文化观察者斯塔尔夫人笔下与具体的民族发生了关联：“德意志人既具备了想象力，又能凝神静观——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们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善于作抒情诗。”⑤黑格尔则指出，就抒情诗作为现代人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而言，德意志民族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各民族民间歌谣的搜集和欣赏，并从中获得对人与人之间“同情”的体验。在这方面，作为“民间”的首位观察者，比黑格尔早一代的文化巨人赫尔德居功至伟⑥。在斯塔尔夫人笔下，赫尔德是德意志启蒙文人的表率，是他通过诗性想象和努力工作揭示了世界各民族的抒情文学的魅力及其自然规律⑦。 的确，赫尔德的历史形象往往和这些关键词紧密相伴：“抒情诗”“德意志民族”与“启蒙”。他是一位职业批评家，更是就抒情诗话题提出了重要观点的美学家。正是受到赫尔德的启发，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浪漫派学人们也随之展开对欧洲各民族的民俗文化的调查、比较和提炼。如果要找一个历史人物作为集中考察对象以揭示德意志启蒙时期的抒情诗学的话，那么赫尔德当为不二人选。更为重要的是，赫尔德的思想以“狂飙突进”的名义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生活与政治主张。这种影响尤其体现为与启蒙精神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理论建构。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解释赫尔德如何将启蒙精神发展为抒情的民族主义诗学、进而为19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埋下伏笔，那么，在理解以启蒙和民族主义这对概念解释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论说时，可能会获得更加独特的接受视野，从而展开更具反省意义的讨论。 一、“民族诗人”与新启蒙 在其代表作《论语言的起源》中，赫尔德认为，最初的方言都是“在造物主创造的无比广袤的世界之中”从“幼年的柔韧灵活”与“感觉和激情的直接吩咐”里产生的。这其实是说，在一种近乎神力的自然规律作用之下，人类获得了天然的感性与激情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他可以适应环境并自我开发，将自然纳入自身并予以统治，发展出语言和人类文明。在这个过程里，激情的对外抒发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通过将外间自然世界的刺激概念化，用语词对感性过程进行归纳，人类得以确认自我在世间的存在方式；同样，通过抒情的言辞表达与身边的人实现共鸣，个人得以确认自己所属的族类。因此，在由原始抒情行为发展而来的歌舞环境中，个人对先祖与家族的历史认同能够得到确认，生存所需的知识也就通过文艺游戏的方式进入后代人的语言，进入一个民族每一代人“改造自身”的过程当中⑧。 这样一来，抒情这一行为也就具备了自我启蒙和民族认同的双重文化功能。重要的是，在赫尔德那里，是自然环境的具体状况决定着个人与种族的抒情形态，进而决定着其自我教育的基本方式；能够与周遭自然发生亲密关系并孕育出抒情性话语的人，就是最初的民族诗人。赫尔德认为，民族诗人懂得“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进而“形成新的习惯，构成新的语言”，这等于说，民族诗人因为敏感而最先做到自我教育，并将这种新的领悟总结为关于人世生活的基本经验，交托给民族中的其他成员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诗人的抒情行动必然是民族的、本地性的，进而是语境决定论的。在赫尔德本人看来，这是一种基于前述自然反应论的客观经验描述。 这种自然反应论对那些宣称发现了普遍文艺规律的启蒙学说造成了实质性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的抒情观的确称得上对主流启蒙精神的背叛。这种背叛首先体现为对启蒙意识所导致的文明优越论的拒斥。在1760年的断片“根据不同时代的原由论不同民族趣味的变迁”当中，赫尔德批评了同时代一些“忽视历史”的“中国人”： 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知，把自己的领土视为大地的中央广场，在广场的四角点缀着蛮夷狄戎，把我们当成世界剩余部分的可怜的居民。我们则嘲笑中国人……历史的两个面向则驱除这种偏见……大地的构造、外表和状态发生着改变；血统、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政治形式、民族的审美感觉也发生着变化，就像各个家庭与个人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样……⑩ 这里的“中国”显然并非真正的中国，而是启蒙哲学中一直宣传的某个理性主义的理想王国。当时，从莱布尼茨到沃尔夫的德国启蒙哲学家经常借中国古老学说的权威来阐明他们自己实际上来自启蒙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凡道德科学所规定与理性相一致者，必须从其与人类自然之一致出发来对其进行判断。中国人的诸道德原则也不违背这一试金石。”(11)但是，在赫尔德看来，真正的普遍自然法必须基于历史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地理处境与感性状态中得到揭示。主流的启蒙学说往往忽视这一维度，设立仅仅适应某一民族而不适合其他民族的普遍原则，这和“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一回事。由此可见，赫尔德只是影射、攻击那些抬出古老中国学说来为普遍主义政治伦理主张进行辩护的启蒙哲人。许多后世学者也是根据这种立场判断赫尔德“反启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