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9周年的时候，回顾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历程，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 这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如同一盏明灯，为我们指明了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方向。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讲话》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的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讲话》的基本精神不动摇，坚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的文艺方向不动摇。 面向人民大众，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大众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邓小平同志也明确告诫广大文艺工作者：“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能否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家价值选择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半个多世纪来，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的道路，表现出了强烈的群众观念。如赵树理不愿做高高在上的“文坛”作家，而要走下文坛，做“乡土”作家，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家乡父老听得懂，读得懂。马烽则认为，自己创作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只要广大农民乐意看、乐意听，就满足了。而青年作家张平则宣称，要一生一世为老百姓写作。山西的文学艺术，首先表现了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奋斗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祖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如短篇小说《宋老大进城》，描写了新的社会制度下农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长篇小说《三里湾》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追求。新时期以来，以《新星》、《三千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生动地传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开放的深切呼唤。进入90年代，山西的文艺创作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了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和斗争。长篇小说《抉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背景，比较充分地描写了工人群众身上那种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巨大力量，塑造了在生死面前做出正确抉择的优秀共产党人李高成的崇高形象。话剧《孔繁森》则生动地表现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高贵品格。而《走过乡村》、《种子》、《乡村豪门》等作品，则非常深刻地触及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表现了当前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为了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正确把握时代精神的同时，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为人民大众建造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如短篇小说《登记》中敢于与封建婚姻制度、封建伦理观念抗争的女青年艾艾，《套不住的手》中视劳动为生命的老农民陈秉正，《实干家潘永福》中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潘永福，《我的第一个上级》中表面木讷迟缓但在关键时刻却能舍生忘死、力挽狂澜的田局长，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中充满博大爱心的“奶妈”群像，电视剧《一个医生的故事》中把爱和生命都献给了患者的好医生赵雪芳，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实践与创造的生动缩影。为了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如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的“山药蛋派”，注重故事的完整性，运用白描的表现手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创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山西的文艺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也日见多样，满足了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积极深入生活，与社会实际保持密切联系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社会主义文艺，则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作家艺术家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自觉地深入社会生活，从沸腾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和诗情画意，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途径。人民作家赵树理就是一位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典型代表。建国初期，他虽然工作单位在北京，但每年都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回到山西农村来深入生活。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著名作家康濯曾说：“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是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这种“回家”的感觉，充分表明了赵树理与人民群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位著名作家马烽曾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写农村生活，就要深入农村，深入到农民的炕头上，和他们一起吃饭、劳动，才能深刻真切地了解到农民的思想、感情和甘苦。他说：“据我的体会：深入生活的作家下去担任某种适合个人特长的职务比较好。多少担起点担子，搅到各种矛盾中去，受点儿难为，流几点汗，克服工作中的某些困难，做出点成绩，这才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才能较深地理解各种人物”。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使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创作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活力的根本原因。进入新时期以后，山西的作家艺术家依然保持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如张平曾先后深入到40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调查采风。正是工人群众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改革的热切企盼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创作长篇小说《抉择》的艺术冲动。大型歌舞诗剧《黄河水长流》的编导们为了能够找到表现民族精神的最佳切入点，先后几次深入到黄河渡口，与老船工交心，在黄河岸边采风。此外如张石山走马黄河，燕治国采风西口，哲夫自费到云贵川一带进行关于生态和环境的采访等等，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