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里·伊格尔顿连续出版了两部以细读为特点的实践批评著作和一部思辨的“纯”文学—理论著作，它们分别是《如何读诗》(How to Read n Poem，2007)、《如何阅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以及更为引人注意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①。这似乎表明，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中与理论“告别”的伊格尔顿不仅又返回了理论，同时也回到了文学自身。虽然令其声名鹊起的《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一直被许多大学列为文学专业的必读书目，并长期占据着学术畅销书的位置，但伊格尔顿在包括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内的十余年间(大致可以看作其学术活动的中期)似乎与文学和文学理论渐行渐远。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文学，也始终不曾离开理论，在其早期和后期的文学理论之间更不存在任何断裂。更准确地说，伊格尔顿后期的文学思想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必然结果。不过，成熟期的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确实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其与神学之间的隐在联系，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化身谬误” 让我们从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化身谬误”(the incarnational fallacy)开始。对于这一概念，伊格尔顿在该书所附的术语表中解释道：“化身谬误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概念，用来概括一种谬误，其认为诗歌中的词语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它们所指涉的事物，或构成了所指涉事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②显然，伊格尔顿是基于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和“情感谬误”(the effective fallacy)而构造出这一概念，后二者认为“意图谬误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而“情感谬误则在于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③。套用他们的话可以说，“化身谬误”在于将诗的词语和诗所指的事物相混淆。此外，伊格尔顿本人在《如何读诗》中也曾提及“情感谬误”，但用词稍有不同(the pathetic fallacy)。具体来看，伊格尔顿的“化身谬误”概念出自该书第三章第四节，在讨论形式主义者关于文学(诗歌)的看法时，他提到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j Lotman)的一个观点，即“诗中的每个体系相对于别的体系都是半自主性的”，并把那些持不同看法的批评家的观点概括称为“化身(或道成肉身)谬误”。伊格尔顿进一步解释说：“根据这种观点，诗中的形式和内容完全是一体的，因为诗的语言以某种方式成了意义的‘化身’。因此，日常语言仅仅指向事物，而诗的语言则在实际上体现事物。在这种诗学下面隐藏着一种理论：就像上帝之道(词语)是肉身做成的天父，同样，诗不单是谈论事物，而是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上‘成为’事物。”④根据上述理论关联和具体语境来看，“化身谬误”是伊格尔顿为了进行实践批评而贡献的一个理论概念。因此，在《批评家的任务》中，马修·博蒙特在与伊格尔顿谈到《如何读诗》时声称：“该书(《如何读诗》)对实践批评传统所做的最明确和最自觉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化身谬误’这一概念。”⑤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人们熟知的神学概念或神学事件来讨论诗歌或文学语言问题。人们或许会说，这只是一个随意的、偶然使用的借喻或比喻。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概念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事实上，在伊格尔顿后期的“纯”文学—理论著作中，经常出现一些明显源自神学的术语和概念，在它们后面无不隐含着某些复杂的宗教观念和神学思想，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伊格尔顿文学思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伊格尔顿的后期文学—理论著述中，隐约可见的是一种“神学—文学符号学”。 何以会如此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伊格尔顿学术生涯中的“神学转向”，或者更准确地说，“神学回归”。2005年，伊格尔顿出版了一本小书《神圣的恐怖》(Holy Terror)，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并不意在成为已经不断增多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补充。相反，它试图将恐怖这一概念置于一个更加原初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其也许可以笼统地称为‘形而上学’。这样，本书可以被归入在我近年来的著述中似乎出现的形而上学转向或神学转向(或回归)。这一转向(或回归)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些人的警觉或恼怒。”⑥这清楚地表明，伊格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这一“形而上学转向”或“神学转向”有明确的意识，对其可能引起的种种反响也有思想准备。事实上，即使是对伊格尔顿近年著述有所关注者，也难免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转向”心存疑虑或不解，至于“警觉或恼怒”，当然与伊格尔顿一贯的左翼立场及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有关。不过，如下面的讨论将会展现的，如果了解伊格尔顿早年积极参与的宗教活动和他撰写的大量神学—宗教学论著，特别是其两部早期著作《新左派教会》(The New Left Church，1966)和《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论纲》(The Body as Language：Outline of a “New Left” Theology，1970，以下简称《作为语言的身体》)，以及其为《斜向》(Slant)杂志撰写的文章，就不会对其后期的“神学转向”感到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转向”的后面紧跟着“或回归”。一方面，“回归”也许比“转向”更清楚地说明伊格尔顿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围绕神学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并非偶然。也就是说，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那么新，而是对一些旧论题的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就我们的论题而言，伊格尔顿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和后期集中关注神学或宗教研究问题，也并未与其中期的大量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构成思想的断裂，而只能说明这两者(神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换言之，其文学思想从始至终都具有某种神学维度，在其神学思想中也一直蕴含着一些“文学理论”内容。 先看一下伊格尔顿的神学思想。在《作为语言的身体》一书的“前言”中，伊格尔顿告诉我们：“此书出自我在过去两年间为天主教左派杂志《斜向》撰写的文字。其众多论题包括：圣餐仪式、堕落、真正在场、死亡、神职身份和‘神圣’，但试图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加以重新组织，以显露出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和歧异。”⑦这短短几句话，不仅明确提示了早期伊格尔顿对天主教新左派运动的介入，而且详细说明了初入学术界的伊格尔顿在思考什么问题。至于这一神学参与的意义，则在伊格尔顿多年后对这段时期的回忆中表露无疑：“回顾过去，我知道了围绕《斜向》发生的运动正是我把自己的宗教背景和新的学术世界结合起来所需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另一次非凡的解放时刻。一个人可以继续是基督教徒，又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想到这一点我就激动。”⑧这些都表明，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的确始于对基督教神学的关注，即使其论题较为狭窄，思考也未必深入，但对其后来的学术活动影响深远。了解了这一背景，所谓神学“转向”或“回归”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讶了。不过，即使放在20世纪60年代来看，《新左派教会》和《作为语言的身体》也很难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神学著作。因为在这些早期著作中，伊格尔顿对于神学问题的探讨大都夹杂着关于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讨论。例如，《新左派教会》开篇第一句话就明确宣称：“此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涉及教会、文学与政治。”⑨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文学洞见而深化我们对教会的理解，并将这一理解转化为在社会中的一种承担。或者，反过来说，通过基督教洞见深化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而这依靠文学而实现”⑩。事实上，伊格尔顿所谓“神学转向”后的著作，如《与陌生者的麻烦：伦理学研究》(Trouble With Strangers：A Study of Ethics，2008)、《理性、信仰和革命：关于上帝论争的反思》(Reason，Faith，&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2009)、《文化和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2014)和最近的《绝对的牺牲》(Radical Sacrifice，2018)，也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将神学、文学和政治搅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