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35-09 符号学是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中一门历史悠久的学说。从20世纪始，符号学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出向不同学科延展的趋势，“社会与心理世界整个范围内表达面和内容面各自的切分及其相关方式，直接构成了各个部门符号学的具体内容”[1]96。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曾试图绘制一幅符号学在各学科的分界图，所开列的符号学门类遍及人类学、美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符号学对现代学科的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在不同学科的众多符号学家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人文、社会科学界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前者因其语言学观念所派生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便对西方学界广施影响，故其理论无疑对其他学科理论发挥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力，其中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角度看，在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各符号学门类中，也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施加的影响最为全面、深远。 索绪尔曾提出建立一门能够涵盖语言学的新学科，即“符号学”，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观是一种全新的符号学观。布拉格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此后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大量汲取观念方法，使得西方学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视为同一事物：“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2]127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观，为此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打下基础；他所提出的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横组合/纵聚合等范畴，也多被后来结构主义符号学借用。 众所周知，作为西方诸多精神学科谱系中最重要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理论家的发展之后，其视野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基本实现向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转型，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言：“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65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结构主义传统间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分歧。索绪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将语言学研究划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维度，认为前者是研究语言本质规律的基本方法，后者则无法对语言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化及体系化处理，于是将两者视作彼此对立的方法维度。因此，对“共时性”研究视角的注重与对“历时性”视角的刻意排斥，几乎成为整个结构主义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方法准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并对这一原理进行延伸，提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是促使社会形态实现变革的基本因素。显然，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研究范式属于索绪尔的历时性方法范畴；此后，包括文化、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也大多遵循这一方法逻辑。结构主义传统倚重共时性、排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主张以辩证眼光看待社会动态发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截然相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冈瑟·克雷斯甚至认为，被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所忽略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予以重视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迁”等范畴[4]18。由此可见，历时性研究范畴具体呈现为对社会性、历史性及现实性等因素的研究。因此，两种传统似乎各行其道，甚至由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差异而在文学或文化领域争执不已，“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在文学领域争斗不休”[5]6。除个别批评家曾做过努力外，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对“上层建筑”概念所做的“理论补充”、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似乎从未就对方的理论主张进行过自觉的理论汇通①。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对“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②之间所谓的“论争”不以为然，认为“这两大阵营却分明是相互合作的关系”[5]11，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包括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关系不仅绝非彼此隔绝，反而恰恰不可分割。事实上，由于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尤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具有鲜明的技术分析特质，能够对包蕴于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读解，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十分接近[6]15，因此自20世纪中叶起，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做出了敏锐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建构和发展出独到的符号学理论，从而跳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学”窠臼，但如前所示，由于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盛行时期，因此许多批评家对符号学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一支系的批判及借鉴。 两种理论间的对话业已引起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学者据此认为，现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间已产生持久的视域融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方法进行批判性借鉴而催生的全新理论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并将其视作当代学界的重要学派[6]15。 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索绪尔将共时性作为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认识论及方法论立场。简而言之，共时性是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在某个静态时刻所处的状况，而历时性则指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历史状况。索绪尔认为符号必须被置于某种共时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符号学必须关注符号在某个共时性静态时刻的表意实践状况。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使诸多历时性及社会性因素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其符号学方法的批评活力被极大削弱。 对于作为研究维度的共时性，尽管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将共时性概述为对客观规律的静态化理解，认为共时性是对事物的运动特质的忽视，亦即一种假定时间因素趋零的理想化研究方法，并对这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予以肯定，然而，论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共时性方法多持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始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尤其是历时性/共时性等二元区隔范畴的批判之上③。 苏联哲学家巴赫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符号的首要功能与属性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映，这种认识使巴赫金将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历时性的区分与对立视为其历史观的缺陷：“共时性体系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任何一个历史的现实因素都不相符”[7]411，在他看来，共时性体系仅存于个人主观意识中，不具备唯物主义客观属性，因此他立足历时性的现实立场，对所谓共时性维度持否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