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批评与战后日本的主体性 作为日本后现代左翼知识人的代表人物，柄谷行人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众多读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日本，柄谷行人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后现代哲学理论的介绍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而自九十年代以降，他则以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化思考而著称。在中国学界，柄谷行人尤其以对现代文学概念的解构而闻名。 然而，柄谷行人在理论领域的成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早期的文艺批评写作。事实上，柄谷行人最初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登上文坛的，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前期他主要致力于对具体作品和文艺现象的批评，这些写作与之前的日本文艺批评传统具有更明显的亲缘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较为推崇小林秀雄、吉本隆明以及江藤淳等前辈批评家，并借用他们的话语资源来展开自己的叙述。现在看来，柄谷行人早期的文艺批评需要重新讨论，这不仅能更全面地了解柄谷行人，而且也能以此为线索，把握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特殊的言说空间和话语谱系。 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发展，与冷战格局中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深刻联系。1952年后，随着日本在形式上脱离被占领状态，日本的政治开始呈现为两种大的方向的对抗：一方要求巩固战后初期占领军推进的民主化改革，另一方则要求“纠正”此前的改革，双方的对抗围绕着“改宪/护宪”这一主轴展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形成了左右制衡的“五五年体制”①。这种格局实际上是冷战在日本内部的一种投影，而在日本的文化界也同样出现了左右制衡的格局。在此语境中，战后日本的文艺批评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立场的知识人互相交锋、争夺话语权的公共空间，文艺批评的写作也往往超出对个别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阐释，而成为对社会整体状况的思索；批评家们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如何在冷战格局中确立日本文化的主体性，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战后日本批评的一大传统，是从“战后民主主义”的方向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历史学家安丸良夫指出，通常所说的“战后民主主义”包括两种具有竞争关系但又互相协作的脉络——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②两者尽管多有差异，但具有伦理上的一致性，都肯定以新宪法为代表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成果，反对保守民族主义和日美军事同盟，把“民主主义”与“和平”视为战后日本的核心价值。在战后初期的文艺批评中，这两股脉络典型地体现在《新日本文学》和《近代文学》这两份杂志上。《新日本文学》继承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传统，而《近代文学》派的批评家则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近代市民社会理想，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多有修正和补充。双方多次发生论争，但又共同构成了文艺批评中的战后民主主义潮流。 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一脉的批评是通过对“战前”历史的全面批判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那么与之对抗的话语谱系，则往往通过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来寻求日本的主体性。在此意义上，小林秀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存在。在昭和初年，小林秀雄便是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进行对抗的代表性批评家；在战争期间，他赞扬日本传统和日本大众的精神，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战后。战后，小林秀雄拒绝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言论进行反省，并在《本居宣长》等著作中进一步致力于对民族传统的再评价。这种姿态使得小林秀雄成为战后保守主义话语谱系中的一面旗帜。在小林秀雄的后继者中，代表性的批评家是江藤淳，他将文艺批评变成对日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探求，并把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归因于美军占领期，从而建构起一种与战后民主主义截然相反的战后想象，开创了一种具有示范性的保守主义批评话语模式。 与战后民主主义话语相对抗的另一股力量来自“新左翼”，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吉本隆明的批评。吉本隆明一方面也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对“战前”的遮蔽和搁置，但另一方面则从更激进的立场上提出了对日本主体性的重新构想。如果说战后民主主义的“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那么吉本隆明否认的恰恰是一切对民众的“代表”，他将代议民主制、前卫政党和作为启蒙者的知识人通通视为“拟制”——一种虚假的代表。在此意义上，吉本隆明的文艺评论是一种“68年”的写作，与新左翼运动中的直接行动主义倾向相通。按照吉本隆明的思路，战后日本主体性的确立只能通过克服大众的自我异化，颠覆国家这一“共同幻想”来实现。 可以说，柄谷行人初登文坛之时，也正是上述几种话语在文艺批评领域互相竞争、互相交织的时期。总的看来，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文艺批评中，战后民主主义话语在保守主义和新左翼的夹攻之下陷于守势。当然，这种话语也并未完全失效：一方面，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等老一辈批评家仍然活跃于文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江健三郎这样有意识地继承战后民主主义传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多次论争以及本多秋五和江藤淳的“无条件投降”论争等等，都反映出文艺批评领域左右制衡格局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些论争。例如，1971年他发表了《作为读者的他者》一文来评论大江健三郎与江藤淳的论争，对江藤淳给予更多肯定，而批评大江健三郎拘泥于战后民主主义的先验观念，陷入自我欺骗。③在1978年的“无条件投降”论争中，柄谷行人也对江藤淳的占领期历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肯定，以至于本多秋五指责柄谷行人对江藤淳进行“援护射击”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