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1-0120-09 没有任何一种见解像解构主义这样在被人们广泛误解的情形下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像解构主义这样深入人们的骨髓却还要遭受被迅速遗忘的命运。对于当代思想文化来说，解构主义是一个强盗般的父亲，子孙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它的DNA，却不愿公开承认其血缘关系。当然，当代思想文化也只是从解构主义那里弄来一鳞半爪，它确实不配作解构主义之子。解构主义这种反叛性的思想也注定了不会有直接的子嗣，历史总是以背叛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宿命论。在大多数情形下，思想史是依靠惰性和平庸才保持传承的体面。解构主义只是不速之客，它的慷慨解囊不过是当代思想文化捡到的一个便宜。但这终归是一项债务，使得当代思想文化在运用解构主义时，总显得偷偷摸摸而猥琐小气。现在，解构主义更像是一项遗产——它总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被使用。在中国，它从来就没有形成气候（将来也不会），但人们却频频提到它——这就足够了。对于一个那么热衷于起源、中心、整体性和目的论的当代场域来说，这难道不是解构享有的很过分的殊荣吗？ 现在，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解构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现代性”论说和桀骜不驯的文化研究。但需要提醒人们的是，如果没有解构主义清理出的前提，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当前的理论话语就没有那么潇洒。当代的话语生产包含着如此充沛的欲望，却那么缺乏真正的创造力，真是令人感叹。看看《帝国》，出自两位战斗性如此旺盛的国际共产战士之手，却要不断乞灵于黑格尔，而用的暗器无不来自德里达，尽管德里达只是被羞答答地、象征性地提到了几次。“帝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兼容的体系与内在流动的差异系统的统合物——这就是黑格尔与德里达混合而成的后现代怪物。不知德里达本人读到《帝国》这部煌煌巨著会作何感想，这就是被誉为当代最有活力的思想话语。《帝国》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货色。 回到解构主义，这像是一项失物招领的劝言，远没有康德和黑格尔那么悲壮。后者意味着永远回到父亲怀抱，走在归乡的大路上；而前者则是离开和出走。但是，当代思想确实需要离开。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是后现代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圣保罗，是后现代思想的开端。而且，后现代思想只有这么一个开端，却没有真实的进展。相比起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言说，人们对解构主义的探讨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德里达的那些关键概念都来自海德格尔，这是解构主义研究中一直被忘记的常识。对于文学圈的人来说，解构主义只是一种批评方法；对于哲学圈的人来说，海德格尔就是全部，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后现代话语变得越来越浮夸和华丽的时候，重新回到德里达，梳理他的基本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不是多此一举。特别是我们今天依然如此强悍地确认起源与中心，给出强大的历史理性逻辑。重温德里达对起源的解构，他发挥的补充（替补）思想，由此追溯海德格尔对于在场的论述，德里达的言说与海德格尔的内在联系，无疑都是极为有益的。 一 对于德里达来说，本源的缺乏是其解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不管是颠倒等级，还是补充之类的其他解构方法，显然都是因为把真理、理性和逻辑的起源性拆除，解构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对本源的拆除——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是文本自身的缺乏，这就是釜底抽薪。更恰当地说，就是把基础、前提和根子挖掉。德里达的这一观点，依然带有文学性的倾向。因为起源的缺乏，它把哲学精心构造的逻辑都视为巧妙设置的文学修辞；因为起源的虚构，使得真理性的设定变成隐喻的活动，随后的逻辑秩序也变成隐喻的补充和替换过程。德里达显然是在吸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当时的语言学成果而展开对本源性的解构。 确实，尼采早就表述过对起源性怀疑的观点，他认为：逻辑仅仅是语言界限内的束缚，语言自身的内部却存在隐喻这样的非逻辑的因素，它的原则性的力量导致对不可证实之物的证实，逻辑因此又是一种想像力操纵的方式。特别是在尼采分析哲学对作为符号指令主体的真理的说明时，这种语言逻辑的返回运动不过是概念形式等因素的一再重复而已。符号于真理的必然性是以人们对符号的任意性的忘记为前提条件，但是，即使再度唤起对符号任意性的记忆，哲学也不会阻止语言的外部与思想的直接联系。尼采说，仅仅是通过这种充分的忘却，人们才在这个层次上达到占有真理的哲学，要是他不能用同义反复的形式，用一个空洞的外壳与自身作半争，那么他将只能获得关于真理的说明，而不是真理本身。不过，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毫无刺激性的东西那里分析出一个起因已经是原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不过是错误的、不正当的含义的结果。如果真理是伴随着语言的起源，伴随着设计的确实性观念而单独决定的，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可以作出客观判断。然而，我们按照“性质”来划定事物，在尼采看来，这就是任意而专横的隐喻，早已远离了确实性的规范。尼采在考察“是”(is)的重要性时认为，它的功能就是把主观兴奋感觉转化为客观的判断，而自以为达到真理。语义学和词汇学的任意性可以归罪于语法或句法，因为正是语法和句法的结构在整体上支持形而上学的大厦高高耸立（注：尼采的这些观点见于1886年的论文片断，考夫曼或里维编的英文版的《权力意志》没有收入这些片断。参见C·Bianquis编的法文本La Volonte de Puissance *·2 Vols·Paris:Gallimard 1947年版。）。 最古老的形而上学基地正是我们自我解救的最后领地，因为这个领地与语言及语法范畴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拒绝这种形而上学我们就要停止思考。哲学家准备从这个信仰体系解脱出来却遭到最大的困难，因为这个信仰体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本能地属于形而上学的确实性的实在领域，信奉理性是形而上学世界本身的一个片断，这个逆行的信念作为整体—权力的倒退运作，总是一再地在哲学著作中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