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8日至9日在上海社科院隆重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夏军山席会议并致辞。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了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默多克教授、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主任麦迪逊教授、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文学部滨下昌宏教授，以及来自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后现代死了” 通过英国、俄罗斯、日本及中国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展现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无疑这本次会议一大突出的亮点。其中，默多克关于“后现代已死”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 默多克通过对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矛盾的分析展开了对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的扫描。在他看来，商品以及商品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由于马克思死于19世纪80年代，那时，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性关系显得更为突出。1945年以后，当西欧慢慢开始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第一次走向全面的商品文化之时，新一代学者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他们包括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利斯图亚特·霍尔、法国的埃德加·莫林和德国的沃夫甘·豪格。不过在他看来，在对当代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分析中，消费往往被视为冲突和抵抗的领域而非意识形态的攻击领域，往往被歌颂而非被批判，这是有问题的。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对商品的最初分析之中，重新揭开笼罩于商品和消费文化上的层层面纱。默多克针对后现代问题指出，后现代已经死了，后现代理论在西方再也没人读了。他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被后现代这样的东西所取代了，我们还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帝国的时代。这个帝国是资本的帝国。我们并没有超越现代性，后现代只不过是种幻觉。我们现在正处于充分意义上的进入现代性的时代。默多克的此番言论在会议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就在第二天，解构主义大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去逝，更使默多克的“后现代已死”的宣言增添了隐喻的意味。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博士章戈浩从一个个案分析了国际歌遭遇互网后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自从上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象征资源之一。对它的文本引用与解读，充满翻译政治的意义。在1949年以后，国际歌的象征意义也从意识形态向仪式化转变。90年代，当internet引入中国后，搜索引擎上国际歌的呈现方式，其中既有消费主义广告的包围，也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怀旧，还有新民族主义者的挪用。因此，作为争夺对象的众多传统象征资源的未来命运则应当成为批判知识分子关注议题之一。 麦迪逊则通过对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经典论断（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镜子”的论断）的分析，剖析了反映论内在固有的矛盾以及由此理论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主人，它拥有允许它在建立产品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上交锋的一种渠道。而真正起到评判文化产品的人，不是创作者自己，而是一些文化创作产品过程中的外部人员，如评估者、中介、市场调查研究人员等。在反映论的背景下，这个中介的作用就像一个活动的透镜，通过操纵某些文化产品的供需的准辩证统一体，独自刺激文化行业。尽管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目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不再将他们的意图表达成类似“艺术深入大众”或“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这个共同的基点就是实用性，此处利益（即钱）和成功（即潜在的钱）与收益率是同义的，从而中介（即管理者）成为了利益的指示器和调节器。在他看来，能动反映先验地确定了真实的因果关系，但忽略了反映中介的存在；同样，任何革命在真实反映的过程中开始于中介的消失，却没人想到过，反映论已经被大众心理的反映实践重新调整过。因此，他特别强调文化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而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正是中介。与历史对比，一个简单的行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然后再通过中介出售。如同托尔斯泰拒绝领取稿费那样被什克洛夫斯基视作偏离艺术常规的“陌生化”一样，革命艺术就是一个非常规的艺术。在麦迪逊那里，对经典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精细分析已经与时下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话语熔为一炉，体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义研究的新的动向。 而滨下昌宏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理论触角伸向中西方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敏感地带。在他所分析的三个重要的印度思想家——甘地、森和斯皮瓦克——身上，印度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他们都有印度血统。他们都生于印度并在国外非常活跃，对他们出生国的未来一直保持着关注。他们从不掩饰对于贫穷人民的同情。他们对西方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古老的历史和文明所产生的智慧，而非用简单的方式思考强权政治。 作为刚参加完法国巴黎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国代表，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许明借此谈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我们更多地知道来自国际思想界右翼的指责，此次国际马克思大会，中国学者亲自感受了一次来自国际思想界左翼的指责。他认为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近百年的经验、现代化的特殊性利国情的认知体验。他们从一般社会主义的原理出发要求立即实现全社会的公正、公平、全民医疗、失业保险、消灭贫富差距等。至少，在他们的判断中缺少对中国了解，产生误读。由于缺乏西方文化背景的体认，立即造成了两种误读：一是对西方著作本身的误读；二是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中国，造成对本土文化和问题的误读。推而言之，我们过去和现在对马克思的原著就没有误读？所以，他认为重读马克思在当代是完全必要的，况且，重视和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特别是20世纪西风东渐以后产生的中国经验的理性总结，显得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