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Д.И.Пиcapeв，1840-1868)曾经一度被苏联学界尊崇为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齐名的旗帜性人物，然而苏联解体之后，皮萨列夫的思想却屡遭冷遇与质疑。皮萨列夫最受当代学者们诟病的文学观点，莫过于他对普希金、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家的批判与否定。这一观点常被概括为“皮靴好于普希金”(Сaпoги лyчшe Пyшкинa)，抑或“皮靴高于莎士比亚”、“鞋匠好于普希金”等不同说法。然而，这种对皮萨列夫文艺观的解读是否又是一种新的刻板印象？在当代俄罗斯学界，对皮萨列夫的研究有回暖和转向的趋势。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前十年，孔达科夫、巴甫洛娃等学者的焦点还集中于皮萨列夫的否定主义思想及其激进性和悖论性①，那么近十年来，彼得鲁辛、瓦尔拉莫娃等学者则纷纷运用更广阔的视角与方法就皮萨列夫思想遗产中的社会启蒙与教育、女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挖掘与阐释。②对皮萨列夫的研究最为细致深入且最具权威性的当代俄罗斯学者当属维克多·谢尔巴科夫，自新世纪以来他一直专注于皮萨列夫研究，于2016年出版了专著《皮萨列夫与虚无主义时代的文学》，详尽阐释了皮萨列夫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与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的脉络中所继承的传统、表达的特质、投射的余晖。③这些成果皆启发和敦促着我们进行思考：皮萨列夫以“皮靴好于普希金”为表征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否具有更加丰富和自洽的内涵？能否不再囿于该观点所属的阵营，而尝试追溯其与整个时代思想的联动，乃至与其他时代文艺理念的内在关联？ 一、“皮靴好于普希金”与皮萨列夫 “皮靴好于普希金”几乎被公认为是皮萨列夫文艺观中最具标志性的观点，然而细究起来，皮萨列夫从未在著作中确切运用过这样的语句，它最早的出处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所撰写的文章《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Γослодин Щeдpин，ипи paскол в нигилистax”)。换言之，这一显得有些荒腔走板的断言实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文艺界论战中来自对方阵营的一个标签，而在这一标签背后是《时世》(Эnoxa)、《现代人》(Сoвpeмeннuк)和《俄国言论》(Рyccкoe cлово)这三份彼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的观点之争。 正如1862年屠格涅夫借《父与子》所敏锐指出的，作为子辈的“六十年代人”与作为父辈的“四十年代人”的思想对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文学界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在围绕“新与旧”、“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或借用屠格涅夫所提出的说法——“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等问题展开的文学论战中，“子辈”与“父辈”的文学家们往往以各自的文学刊物作为发声阵地展开交锋。这其中便有由“四十年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1865年间担任主编、主张根基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的《时世》杂志；自别林斯基之后成为俄国进步思想与左翼文学的代名词并在1863年由著名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E.Сaлтыков-Щeдpин)担任新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以及由六十年代“虚无主义者”代表人物皮萨列夫担任最主要撰稿人的《俄国言论》杂志。尽管同样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但皮萨列夫、扎伊采夫(B.A.Зaйцeв)等新一代文学评论家们却将这一批评方法推演到了更极端的方向。 1864年，两份左翼阵营刊物《俄国言论》与《现代人》杂志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思想更加激进的《俄国言论》编辑部看来，此时的《现代人》杂志的立场显得太过折中与温和，这理应归咎于主编谢德林，正是他不够“大胆”、“真诚”，以至于背叛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留给《现代人》的文学批评精神。扎伊采夫直言，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谢德林虚无主义思想的真诚性”④；而皮萨列夫在《无害的幽默之花》一文中亦把讽刺文学大师谢德林的作品归为在他们看来最无价值的“为艺术而艺术”之列，称谢德林的幽默手法为“纯艺术的徒劳的表现，正如费特、克列斯托夫斯基和迈科夫的那些多愁善感的叹息一样”⑤。对此，谢德林、安东诺维奇(М.A.Антонович)等《现代人》的成员当然竭力反驳，并反过来指责皮萨列夫及其周围的虚无主义者们空有乌托邦理想，实则并未做出任何接近理想的努力。 处于当时“反虚无主义”阵营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带着揶揄嘲讽的态度来看待“虚无主义”阵营的这场内讧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该阵营所持有的理念本身自相抵牾、站不住脚。在1864年《时世》的第五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匿名发表了文章《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对此次争端进行了直接而辛辣的描述与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场《俄国言论》向《现代人》发起的诘难形容为“激进派虚无主义者”向“温和派虚无主义者”的进攻，并插入了一则虚构的小说片段来描绘谢德林在担任《现代人》主编之后所经历的一系列“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部小说起名为《谢德罗达洛夫》(
)，这个名字显然影射的是谢德林。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一一暗指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敌们：比如普拉夫达留勃夫对应了杜勃罗留波夫，克罗利奇科夫对应了扎伊采夫，而斯克里博夫则对应了皮萨列夫。在小说中，虚无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咄咄逼人、不容置喙的方式，向新晋的《及时》(暗指《现代人》)杂志主编提出了有关杂志思想导向和评论原则的一系列近乎荒唐的要求，使得谢德罗达洛夫违背自己的本心疲于应付，并最终无法忍受，与同仁们发生了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文中向谢德罗达洛夫提出要求的编辑部人员之口，总结了皮萨列夫等人文艺观的几项内容： 要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普及自然科学。这是所有艺术家和诗人的最高目标……真的苹果要好于画的苹果，尤其是真的苹果可以吃，而画的苹果是不能吃的。因此，艺术是胡扯和奢侈……在任何情况下皮靴都好于普希金，因为没有普希金完全可以，但没有靴子却无论如何都不行，因此，普希金是奢侈和胡扯……甚至连莎士比亚也是胡扯和奢侈……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同样也为了每一个人，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应该是肚子，或者说腹部。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