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的现代性转换 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学在五四时期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西方文化和诗学的影响，是中国诗学实现现代化转换的根本动力。中国现代诗人接受外来诗学是以适应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要求为条件和取舍的标准的，因此五四诗歌革命的先驱者们在众多的西方诗学中选择了并不时髦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某种诗学观念尽管在西方似乎已经过时，已经为新的理论所超越，但只要它切合中国诗学的现实需要，就积极引进和借鉴；相反，某种诗学观念也许是西方流行的新潮，但如果与中国诗学的现实需要相隔膜，就会慎重待之，而不随波逐流，盲目崇新。如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学并未被五四诗歌革命的先驱者们所真正选择和重视。正因为这种情况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历史的错位。 现代诗学是作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如果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学）的全面抨击，西方现代诗学的输入是难以设想的；同时，如果没有大量的先进的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参照与后盾，那么对传统诗学的反省与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从历史动因看，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在那时，我们在显意识的、自觉的理论层面，很难发现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与当时强大的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所拥有的浓厚的传统诗学修养和文化资源，不会不对他们的诗学建构发生影响，只不过在当时这种影响往往是以一种潜在的或间接的方式，发生在一些更隐秘更深刻的思想层面。因此，在对各种各样的西方现代诗学潮流进行选择的时候，传统诗学常常是暗中左右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周作人在读到西方表现理论时便会自然联系到“诗言志”，茅盾在读到有关社会背景与文学的关系时，就会自然联想到儒家的《诗大序》。这种联系在很多现代诗论家那里都存在着。这种联系、规范、推展和衍化原有的文意，使之在接受过程中便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演变。这种联系，自然会导致中西诗论的沟通与融合，事实上，外国现代主义诗学中运用得最多的概念如“象征”、“意象”与“隐喻”、“暗示”被移植到中国后，常常与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相融通，从而丰富了现代诗学内涵。由此可见，深刻的内部诗学理论逻辑的影响也许比外在的理论影响更大（注：参考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 应当说，反思传统，回应西方；沟通古今，融汇中外，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力。当然，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与西方的看取，在各个时期，各个诗论家那里，常常是有条件，有其选择的侧重点的。例如，在五四诗学创建过程中，对西方诗学的看取是主要的、全面的；而当新诗站住脚跟以后，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的看取则由不自觉转向了自觉。各个诗论家对西方与传统的看取也是复杂多变的。但从总体上看，传统与西方对现代诗学所产生的作用是综合性、整体性的。可以说，现代诗学的建构既外应世界潮流，又内存民族传统血脉，既在外来诗学民族化、民族诗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的。 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现代诗学在五四时期已经得以开创和发展，在20、30年代则走向了繁荣和兴盛，在40年代则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既受社会外部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受中国诗学的内在力量的驱动，是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呈现。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1917-1925)、中期(1925-1937)、后期(1937-1949)。三个阶段的诗学理论因时代原因不同，创作情况各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发展虽不平衡，但逐渐走向成熟则是总的趋势。 一、初期诗学 这时期的诗学理论主要以助白话新诗的确立，是一个重在多方探索的时期，多种诗学问题初步提出，多种诗学理论初步建立。这个时期诗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诗歌工具的确立到诗歌艺术特征（规律）的探讨的转化过程。因为五四诗歌革命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的变革，也就是说，诗歌革命是以诗歌语言为突破口的，是从用白话做诗入手的，找到了白话，也就为诗歌工具的刷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当时的诗歌革命先驱者对为什么要作白话诗和如何作白话诗问题，是最为关注的。从当时诗歌革命先驱者胡适、鲁迅、刘半农、俞平伯等的诗论文字看，都重在说明，以白话作诗，从大的方面看，是语言革命实践的需要，它与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正如鲁迅所说，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正在于丰富中国语言的科学思维能力，使中国人“可以发表更明白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注：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白话作诗，从小的方面看，是从文学的本义出发。文学的本义是“达意状物”的，要做到“达意状物”，只能用活的语言（白话），不能用死的语言（文言），所以必须用白话作诗作文。中国新诗的白话标志确定以后，进一步就是讨论如何建立白话诗的诗性规范。对此，胡适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体的大解放”。其意思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调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注：《胡适学术文库·新文学运动》，第38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诗体大解放”是白话新诗的理论和创作的纲领。被朱自清誉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胡适的《谈新诗》，以及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等，都是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的。可以说，在那时，推倒文言文，实行白话文，推倒格律的束缚，实行诗体大解放，这一诗学定位，为白话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找到了真正的契机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