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5)01-0001-12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召开，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谨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并向大会组织者欧阳教授和他的工作团队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今天的发言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一、“反本开新”与“参照他者” 1997年，当我们在荷兰莱顿相聚时，我们都曾梦想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会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纪。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新世纪看到的却是各种文化陷阱和文化冲突正在将人类引向不确定的，也许是毁灭的深渊。为了救助人类，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一条通向幸福和平的途径。在寻找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回返自身的文化源头以探索新的文化资源，如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反本开新”；另一方面，是以他种文化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可能。 从中国来看，近年来，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希望能从六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发掘出对缓解世界文化危机有益的智慧。我只想举一个例子：目前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万物相生相克，广泛联系，互相转化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水生木等）；也有“极高明而道中庸”，“执两用中，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这个“中”并不是“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多种思维方式的基础是中国哲学认为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种种机缘，其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有生于无”，最后又都将“复归于无物”。既然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之中，那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就成了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重视差别，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成了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这种思想为文化多元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例如从这种思想出发，以不变立场为基础的“世代复仇”就失去了依据，不是“仇必仇到底”，而应是千余年前的北宋学者张载所主张的“仇必和而解”。这种以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参照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所作的现代的选择和诠释显然对世界有益。 从西方来看，许多学者也都在重新叩问自己的文化源头，他们更关注的是在他种文化的参照下，对自己熟知的文化，如何进行新的审视和发现。正如法国汉学家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所说的，“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是为了“创造一个远景空间，切断西方人对希腊思想原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他说：“为了再了解和再发现，不得不割断原有的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即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而中国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并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这类以中国作为他者、反观西方的著作与日俱增，如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的《迂回与进入》(Le Detour Et L'acces)，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写的《孔子思想发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等等。总之，“反本开新”和“参照他者”的现实需要使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成为可能。西方的汉学研究、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合为一体，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无疑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开创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 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对话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和对话有独特的作用。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古至今，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