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5)04-0143-07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5.04.026 从古代“诗如画”的观点以及诗画比较理论开始，文学和图像的关系研究就获得了某种朴素的展开。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细审一个多世纪以来针对文学和图像艺术所形成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首先，某些理论方法和观念对于两者的研究可谓同时产生影响，当弗洛伊德将心理分析理论运用到艺术对象时，他既解释了《哈姆雷特》又分析了《蒙娜丽莎的微笑》，而形式主义的方法也几乎同时出现在文学研究和视觉艺术研究两个领域，但十分有趣的是，这两种形式分析之间却没有太多关。其次，一些理论方法先出现在文学研究中，然后才进入图像研究领域，因结构主义而起的叙事学研究以文学作品为起点，之后才进人电影研究，甚至是静态图像分析；同样，罗兰·巴特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提出的图像修辞，使修辞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迁移到图像研究。与前两者相比，诞生于图像研究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研究方法则相对较少，最为典型的是受图像学影响产生的文学图像学研究。虽然这一方法在西方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但对于我们审视文学和图像的关系、革新中国语境中的文学研究观念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作为理智的形象 自潘诺夫斯基系统地建立图像学理论以来，图像学分析就已经成为探讨图像艺术、进行视觉文化研究难以回避的方法。但是，对于潘诺夫斯基及其理论方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其中，意大利学者阿尔甘的看法最为积极肯定。在阿尔甘看来，潘诺夫斯基回应了艺术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在“形象世界混乱的表象下”，“建构一种形象史(a history of images)是否可能”[1](P.297)？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不仅展示了建立一种有序的形象史，并且特别强调在这种形象序列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和变化，这些差异又成为解读视觉艺术含义的突破口。正是从此种意义出发，阿尔甘将潘诺夫斯基誉为“艺术史中的索绪尔”。正如阿尔甘所言，图像学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理论认知，其重要的基点就在于将形象视为理智的存在对象，也即是说“理智仍旧是形象的另一要素和部分”[1](P.297)。从传统上被认为是感性对象的形象到一种理智性的存在，可以说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一方面是图像学自身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方法。 众所周知，“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对象起源于词根中的icon。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一单词对应于希腊文“eikōn”，有“相似，形象，肖像，类似，比拟，明喻(likeness，image，portrait，semblance，similitude，simile)”之意。虽然“图像学”一词可以指涉相当广泛的视觉图像，但是，正如台湾学者陈怀恩所言，图像学成立的根据是“象征关系的建立”[2](P.78)，也就是说，图像学所关注的是具有象征关系的图像。事实上，这种象征关系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图像的创作者主动采用的象征关系设定；另一种则是图像学研究者对于图像象征关系的阐释性补缺。 象征性图像的构建历史悠久，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图像就成为承载意义的媒介。古希腊、古罗马通过神话故事对世界万物进行解释，这些内容为当时的许多视觉艺术提供了表现题材，神话中的象征或寓意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图像表现中。在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 Flavius)的《图记》(Eikones)中，作者记录了在那不勒斯所观看的64幅作品，虽然这些艺术作品是否真的存在已经难以考证，但是留存下来的文字却表明许多视觉作品都来源于神话，并包含着相应的象征意义。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具有象征性的宗教艺术逐渐形成，并成为整个中世纪艺术的主流。一方面，基督教艺术的表现内容主要来源于自身的文献教义，大量的圣经人物和故事伴随其宗教寓意成为视觉艺术的表现对象，这些形象以插图、马赛克、戏剧、雕塑、油画等形式，呈现在宗教书籍、宗教场所中，成为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手段；另一方面，基督教艺术也从其他文化汲取了非常多的视觉元素。早期基督教艺术借鉴当时流传的希腊、罗马的艺术表达样式，例如将表现赫拉克利特的神话故事图像改造成表现耶稣“神迹”的图像，这种象征符号的吸收帮助基督教建立起自己的象征艺术体系。正如马勒所言：“加勒底和亚述、亚美尼亚的波斯和萨珊王朝的波斯、希腊和东方的阿拉伯以及整个亚洲，都把它们的象征意义提供给了基督教教会，就像智者把礼物送给儿童一样。”[3](P.35) 早期的图像象征体系除了以上两大系统分类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来源，即在生活层面使用的纹章、徽铭、铭图等象征图像_[2](P.61)。这些不同的图像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系统性的整理和出版。有关象形图像的《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ca)和1499年出版的寓言体小说《波里菲罗梦追爱》(Pyperotomachia Poliphili)、谈论徽铭的《军事与爱情徽铭谈片》(Dialogo dell’Imprese Militari etAmorose，1555)、阿尔恰蒂编纂的《铭图集》(Emblemata，1531)、里帕的《图像谱》(Iconologia，1593)等这些图像及其象征意义既有对先前惯例的收集，又有作者自己的发明创造，它们共同影响着之后视觉艺术家对于图像意义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