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初香港的文学批评，除李英豪外，活跃在文坛的批评家，基本上都是当时“南来”的批评家。他们是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从事文学写作的，正如小思指出的：“他们只是在香港暂居，把香港作为宣传文学的地方，而他们的心和眼都是向着中国大陆”。[（2）]这样，他们所谈论的话题，自然大都是中国本土文学的话题，或者说，只是这种话题的延伸，除政治上的边缘立场外，“香港性”还不十分明显。然而，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稳定，随着港式经验的积聚沉淀和意识形态上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纠缠的本土文化的生成，一方面是客居心理逐渐淡薄，另一方面是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逐渐脱颖而出，加上80年代中叶中英政府对香港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影响，自我关怀与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受到几百万港人的瞩目。它们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70年代以来，是香港的文学批评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 一、“自我”关怀与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 这里的“自我”关怀不是个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概念。应该说，正如刘兆佳的一篇论文[（3）]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香港社会是一个由“难民”（refugee）与“侨民”（sojourner）组成的社会，这里的人并没有太强的社群现象或归属感，加上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和缺乏维系认同的宗教信仰，香港人的“身份”历来是模糊的、片断零碎和不稳定的。然而，香港人既不愿意长期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4）]，因为香港殖民地的处境无法使他们获得生活和精神上的慰藉；但他们又由于本港经济上的优势和对内地政局动荡的恐惧，难以认同实体的“中国”。一方面是在殖民统治下不断回忆中国文化的美好，一方面又难以全面接受中国的当代现实，这两者的矛盾纠缠导致的便是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本地意识”的萌长。香港文学对“自我”关怀显然根植于这一社会心理文化情结，但又具有生活与文学关怀的双重性。 香港文学对“自我”的关怀，如果从有“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算起，是在1949年后[（5）]，但真正引起批评界、研究界的广泛讨论，则在70年代中叶以来。1975年7月由香港文学社主办的“香港文学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如同香港文学“自我”回顾的序幕，开始了港人对自己文学历史和特点的关注，而1979年《八方》文艺丛刊发表的十几个作者关于《香港有没有文学？》的笔谈，1980年9月《新晚报》主办的“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则把香港文学发展的“自我”关怀推向了一个高潮。之后的情形，是各种有关香港文学的讲座、研讨会、笔谈会、专辑，接连不断。如香港市政局图书馆主办的，以“香港文学”为主题的“中文文学周”演讲会（1983年5月）；中西区文化艺术协会、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等合办的“香港文学讲座”（1985年4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香港文学研讨会”（1985年4月）；香港浸会文社主办的“九七与香港文学”讲座（1985年11月）；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四十年代港穗文学活动研讨会”（1987年7月）等。而关于香港文学问题的讨论或创作实力展示的专辑有：《时代青年》第100期的“十年来的香港文坛”（1978年2月15日出版）；《奋斗月刊》创刊号的“香港近十年写实主义文艺思潮之回顾”（1979年6月1日出版）；《八方》文艺丛刊创刊号的“香港有没有文学？”笔谈会（1979年9月）；《学苑》九、十期合刊的“香港文学专辑”（1981年）；《新火》第4期的“香港文学专探”（1982年）；《文艺季刊》第7期的“笔谈会——香港文艺期刊在文坛扮演的角色”（1983年）；台湾《创世纪》第65期的“八十年代香港现代诗特辑”（1984）；湾《文讯》第20期的“香港文学特辑”（1986年）；《香港文学》第13期的“香港文学丛谈——香港文学的过去与现在”（1985年）；台湾《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27期的“香港新诗专辑”（1990年）；台湾《联合文学》第94期的“香港文学专号”（1992年），《香港文学》第100期的“笔谈会·谈香港文学”等。这还不包括1988年开始连着几年由香港学界主持的几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的香港文学论题，以及1994年创刊，以“刊登有关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文章”为范畴的学术期刊《现代中文文学评论》（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 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香港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活跃了香港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创作上编选出版了一些较重要的香港作家文丛[（6）]，自不待言，就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而言，不仅土生土长的香港批评家、学者普遍关心香港的文学问题，成了香港文学批评的主力，而且原来基本上只关心大中国文学的批评家，也开始评论本港的文学现象，如林以亮写了评论西西创作的出色论文《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刘以鬯写了很有个人见地的《香港文学的起点》、《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香港的文学活动》等文章。他们逐渐形成了香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可观阵容。总的来看，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着手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产生了像卢玮銮教授这样的专门家。早期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香港大学文社为“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学员编辑的《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资料汇编》，包括了30年代至70年代的资料，有专访、报刊杂志作品辑影。虽然有不少欠缺，但据卢玮銮教授的看法，“是直到目前，最丰富的资料册。”[（7）]在个人方面，掌握较多资料的是卢玮銮教授，她80年代初开始在《八方》文艺丛刊“香港文学史料”专栏连载的资料，最有参考价值，解决了不少文学史写作中的疑点和问题。不过，这只是她所整理的自1937——1950年约三百位文化人资料的一小部分[（8）]，而大部分还待整理出版。（二）香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开展，推举出了比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如侣伦、刘以鬯、马博良、梁秉钧（也斯）、西西、舒巷城、吴熙斌、金庸等。（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展开中，锻炼了一批香港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如刘以篦、胡菊人、黄继持、卢玮銮、梁秉钧、黄维梁、陈炳良、叶维廉、周英雄、郑树森等，同时还诞生了专论香港文学的批评著作，如《香港文学初探》（黄维）、《香港文纵》（卢玮銮）、《大众文化与香港》（罗贵祥）、《香港文学评析》（王一桃）、《我看香港文学》（东瑞）、《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洛枫）、《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也斯）等。（四）香港文学批评的深入开展，使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得以不断提高，至90年代，如《香港文学探赏》（陈炳良编，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12月）、《今天》“香港文化专辑”（也斯编，《今天》文学杂志1995年春季号》所收集的论文，都有相当的学术份量。同时，随着与内地文化交往的增加，香港批评家和学者不仅开拓了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视野，而且他们的某些批评视角、方法和观点也反过来影响了大陆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如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对大陆刚起步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又如香港《二十一世纪》提出的一些话题，也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少学术上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