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0）02—0049—09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运行轨迹 我们之所以研究和撰写《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主要任务就是力图把握住并且描画出百年文艺学的运行轨迹，即这一百多年来古典文论（诗文评）怎样转换为现代文艺学，现代文艺学怎样生长、发展、变化，以及这中间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要想知道我们所把握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运行轨迹的具体线路，只有请读者阅读全书。然而，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想在《全书序论》中先大而化之地描出一个鸟瞰图，并且随之也顺便勾勒一下全书的结构。 根据这一百多年来文论——文艺学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把《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全书分为四部（五本，第二部分上下两卷），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四部书也可以称为四部曲，每一部有它自己丰富、复杂的内容和相对于全书来说的分主题，而在每部书的丰富内容中我们还可以分别找出其最突出的特点或“第一主题”，即作者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并且突出每部书的“书眼”或“书核”，即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当然每本书的内容不只是这一点，不限于这一点。那么，这四部书每部的“书核”或“书眼”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第一部：蓄势；第二部：蜕变；第三部：定格（或叫定型）；第四部：突破（或叫“反叛”）。 下面稍微作一点解释。 第一部：蓄势。 这是“史前史”，即“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史前”部分。这是“正史”之前的“序篇”。主要是讲文论转换的“能量”是如何积蓄起来的。 为什么要从“史前”说起呢？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文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自于宋。”（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 1997。）为什么不以这“三百年”的开头为起点，而要追溯到宋？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果、互相联系着的。这“三百年”，汉学与宋学争得不可开交，倘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这样处理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我们治百年来的文艺学学术史“何自始”呢？由钱穆得到启发，我们同样不能以这百年的开头为研究的起点。 某种社会历史事物，包括学术活动、学术运动，它的发生、发展都会有其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根基，以及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起先，它可能在地下运行，或者在其它的掩体底下悄声悄气地孳生；到了一定的时候，才钻出地表露出自身面目，或摆脱掩体而独立成形。“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作为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以及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有“看不见”的地下运行或在其它掩体中悄然孳生的阶段。它的受孕和胚胎形成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呱呱落地之前。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在娘胎里孕育的过程。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19世纪最初20年左右的龚自珍、魏源是“新思想”（包括文论思想）“萌蘖”中值得注意的人物。的确，龚、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对传统文化（包括文论）作了某些批判性的反思，对“诗教”、“道统”之类持守千余年的文学原则提出质疑，期待“大变”（注：参阅本书第一部有关章节。）。其实，“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看不见”的部分，还可上溯到龚、魏之前，明末清初某些新的学术因素的出现以及18世纪的文论格局（乾嘉时期的学术活动和袁枚等人的诗论、文论）。还要更加注意龚、魏之后，特别是19世纪中、下叶，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睁开眼睛看世界”，传统文化遇到来自外部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挑战和来自内部觉醒者的怀疑、批判走向终结。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正是从古典文论的终结之中蜕变而生。古典文论的终结，同时也是积蓄向现代文艺学转换的能量的过程。因此，我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第一部，它的特点（“书眼”或“书核”）用“蓄势”两个字概括。就是说，这一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出在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之前，这种转换的“势能”是如何积蓄起来的，中国文论的内部如何在外力的冲击下造成了不得不变的趋势的。 这一长时段里已经逐渐积蓄起越来越强烈的“求变”势态和呼声，加紧做着变革的舆论准备：那些时刻关心着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认识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注：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五辑第319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注：龚自珍：《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十辑第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他们认为， “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注：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注：魏源：《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叙录》， 《魏源集》， 中华书局，1976。）。他们提出“师夷”而“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而且，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经过长时期的积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变革势在必行。特别是“甲午”战败，更是一个强刺激，令人感到变革的刻不容缓。于是有“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随之有文论“革命”。当然，文论变革还有它自身的内在理路。 总之，用比较形象的话来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论的转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那么，这“箭”是如何上弦的？这“弓”是如何拉开的？这个不得不发的将要射出去的弦上之“箭”是如何积蓄能量的？这就是第一部所要讲的最突出的内容。 第二部：蜕变。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至于20～40年代，才真正算得上我们现在所作的《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正篇开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这时“蝉”才逐渐“蜕皮”、“出壳”，“蛹”才逐渐蜕变为“蝴蝶”，即中国现代文艺学才由“诗文评”的母体挣脱出来，发芽、生长、成型。所以，这一部总的特点我们用“蜕变”两个字来概括。 “蜕变”期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两个高潮。 从世纪之交到本世纪最初十余年是第一阶段。这是现代文艺学的草创阶段，它刚从“蛹”中往外爬。或者说它正处在从“诗文评”母体降生的过程中，脐带尚未咬断，还带着血迹；然而它的第一声啼哭是响亮有力的，露出无限生机。这也是现代文艺学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与传统的“诗文评”相比，中国文论已经从诸多方面发生明显变化。这时，文论的关注对象已经开始发生位移，小说（包括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小说的作用甚至被夸大到它自身难以承受的程度，在许多学者眼里，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已经取代诗文而成为文学的主角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的哲学基础和美学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进化论思想和某些美学理论已经引入，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或反映，有的学者还从真善美统一的角度对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界定；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以及范畴、概念、术语也逐渐表现出新的特点，理想、写实、悲剧、喜剧、主观、客观……，新名词越来越多。总之，学术范型已经不同于以前。这阶段的成就最突出、最充分地表现在小说理论的领域里。小说理论变革的先声，是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于《国闻报》上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国闻报》，当时未署名，梁启超《小说丛话》中说，“《本报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二人之手”。）。作者界说小说的性质是“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其事”，是“人心所构之史”；但“今日人心之构营，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不可“因其虚而薄之”。作者还从人性论的立场出发，提出小说因描写“英雄”与“男女”这人类的两大“公性情”，才“易传行远”，可以“使民开化”。该文作为第一篇试图运用新观点论说小说的长文，实属可贵。但小说理论变革的主将、它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然非梁启超莫属。他在1898年《清议报》第一册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即推崇社会变革中“政治小说为功最高”，鼓吹“小说为国民之魂”。翌年，即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同时，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又三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在该文中不但把小说视为改革社会头等重要的手段；而且相当深入地探讨了小说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小说能够“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而且能够把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故其“感人之深，莫此为甚”。同时，梁启超出色地论述了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审美力量。此后，梁启超又同当时十余位著名学者联手写了《小说丛话》发表于1903年～1904年《新小说》第一、二卷（注：1906年，《新小说》社又将《小说丛话》印成单行本，梁启超作序，说明该书写作缘由和经过。），广泛论及小说的性质、作用、审美特点、古典小说（如《金评梅》《水浒传》《红楼梦》等）的评价、中西小说的对比等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现代文艺学草创阶段另一篇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论文、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76～78号、80～81号。）问世。该文借鉴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评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特别是拈出其悲剧意义予以重点阐发，这在中国文论史上旷古未有。写作《红楼梦评论》的王国维，可以说从观念、方法到范畴、术语基本上都是“现代”的。此外，这十余年，还有数十篇论述小说的学术文章发表，比较重要的，如夏曾佑的《小说原理》 （注：夏曾佑： 《小说原理》，1903年《绣像小说》第3期。）， 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注：狄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发表于 1903年《新小说》第7号。），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注：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发表于1905年《新小说》第17号。），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注：吴沃尧：《〈月月小说〉序》，1906年《月月小说》第一年第1号。）， 无名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和《读新小说法》（注： 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 《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1期和1907年第6～7期，发表时未署名。）， 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和《余之小说观》（注：徐念慈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小说林》1907年第1期和1908年第9、10期。），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和《小说小话》（注：黄人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小说林》1907年第1期和1907～1908年第1、2、3、8、9期。），王仲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注：王仲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发表于1907年《月月小说》第一年第9号和第11号。），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注：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发表于1907年《游戏世界》第10期。），黄世仲《小说之功用比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