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与道德理想 一、目前正进行着一场大争论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形势下，人的精神文明如何建设？文学艺术在其中有着怎样的角色功能？这个问题被文艺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人们所广泛关注；而目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它变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朝野各界，社会上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集团、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对现实社会的精神文明状况（包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或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如道德问题、人文精神问题、理想问题等等），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作家的人格品位和精神素养，文学艺术的使命和责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命题和要求。 许多人对目前的精神文明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认为“公众文化素养普遍下降”、“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持续恶化”、“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道德沦丧”、“道德滑坡”、“拜金主义、超前消费、色情服务、游戏人生”，“礼貌、公德、见义勇为与奉献精神大倒退，贪污腐化与声色犬马之娱大上升”，“理想精神失落”，知识分子“痞子化”、“渴望堕落”等等。 但也有不少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对我们社会目前的道德状况应有清醒的估计，没有必要过分悲观，转型期一时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是会经过调整而被克服的，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爬坡”，“我们社会总体的道德状况是在向前发展的，相对于以往是前进了一大步”，“在僵化的模式被人们抛弃的时候，新的理想信念又会萌芽、壮大的”。有人对目前的道德变化作出这样的概括：“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正在发生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的变化。这其中有新的道德文明在萌发兴起”。 在分析目前精神文明状况的社会历史根源时，意见分歧更为明显和尖锐。有的人把“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精神的丧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大潮的袭来，如说“与市场经济体制伴生的唯利是图的风习，更加助长了人们精神上的普遍沦丧”，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的失却为代价。有的人不同意把道德滑坡归之于市场经济，认为目前道德的滑坡的根源是“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我们谈论的很多丑恶现象，是旧的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还在发生影响”。有的人不只是反对把“失落”、“滑坡”的原因归之于市场经济，而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前提本身提出质疑：我们（在计划经济下）有过人文精神吗？“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还有人对呼唤人文精神心存疑虑，说“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要重建社会，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还有人对“人文精神”这种话语本身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最后的神话”，“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索今天，而是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性。它恐惧目前文化的复杂与多元，而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 在谈到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文学艺术的状况时，意见分歧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文学表现出了一种总体性的危机”，“文学在内外两方面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作家审美想象力的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的退化”；作家在“自我放逐”，“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媚俗”，“自娱”，“开玩笑，耍嘴皮，轻飘飘，脂粉气，使人麻木”；“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文学在从“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上后退，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上后退；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文学界中的许多人，不是愤怒、拒绝、批判、反抗，而是认同、叫好、称颂、投降”，“有一股调侃神圣、亵渎崇高的潮流，文学自身的神圣性庄严性也被消解”，在他们看来作家不过是“写字匠”，不再是“灵魂工程师”，文学不过是“玩玩”，是供读者消闲解闷的，是用来打发失眠时和马桶上的时光的；等等。也有的人不同意对文学现状的上述评价和分析，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目前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文字水平，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个人的水准和整体的水准都相当不错，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恐怕更是高于其他时期的，象蒋韵、林白等，艺术上造诣都很高。包括当前的散文创作，也都高于过去的水平。可以说，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都比较好。”而对目前文学水平的高度评价是与认为中国古代、现代文学水平低下相对照而言的，在这位先生看来，我们的文学压根儿就没有辉煌过，音乐“唐音”整理出来，一听就那么回事，秦俑千篇一律，好小说只有《金瓶梅》、《红楼梦》，太少，惨了点，五四以后的某些老作家，很多人都是仗着年岁和人缘混成文学大师的。85年文学多样化之后，才有较大发展。还有人为某些作家的“调侃人生”、“亵渎崇高”辩护，说：“他们是太痛恨那种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了，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故意用糟踏自己、糟踏文学的方法——这样比较安全——来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难道他们的小说里没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和不平之气？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吗？对待痞子一笔抹杀，难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了吗？”应该允许各种作家存在。鲁迅很伟大，但如果都是鲁迅，不是太沉重了吗？” 目前正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着热烈的争论。 而且争论也不止于上述这些方面和内容。 有许多问题的确是需要通过争论才认识得更清楚，而认识清楚这些问题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甚至重大社会历史意义。例如，由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是偶然现象，还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功耶？过耶？它是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还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动力？文学艺术在这里应该有些什么作为？能够有些什么作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