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把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大块。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当代文学包括文学批评是自然而然的。又因写过一些批评当代一位走红女作家的论著,被称为批评家。不过因有过这样一次闹得沸沸扬扬的批评实践,对当下批评状况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近日读了曹万生先生的《当代学院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一文后,感触颇深。 (一) 批评困境的问题,近几年也有不少圈内人士关注。曹文所谈的问题十分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充分地阐发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危机及出路。对于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 按人们通常的理解,学院批评(习称学院派批评),是以高校、研究机构中的文学教师、研究人员为批评主体,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等的学理化解读为主要评判对象,以思想和意义的阐释为基本目的,在学术话语的规则中加以运作的批评样式。曹先生之所谓学院批评即人文性批评。虽然他未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关联作必要的说明,但这无关宏旨。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在描述困境之后的提问: 我们要不要人文性批评?如果要,我们的力量在哪里?队伍在哪里?思想在哪里? 这是三个有力的追问,这是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包括学院派批评有很大成绩,在帮助作家校正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帮助读者鉴赏优秀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令作家和读者不满的一些现象。如随意性太大学理性不够、批评成了表扬、骂派批评一度风行、红包批评成了文坛的潜规则等等。总之,批评的公信力不高,曹文认为批评陷入了困境并非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之论,而是对当下批评现状的敏锐诊断和严肃拷问。 我认为,从文学批评者自身而言,造成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无识无胆,队伍乏人。 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由20世纪50到80年代的宣传喉舌到80至90年代启蒙大使到90年代以来的纯粹职业,其中心角色大大地转换了。有人甚至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死了。只有一个个从事具体的不同的专业的学者专家,作为整体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少文学研究者要么成了西方学说的贩子,要么成了古籍材料的整理者。只要外语好,只要资料多而新,还要什么思想?何况今日的学术研究高度体制化并极度量化,评价文章不论质量只论刊物级别,评价学术著作不论质量只论出版社级别。文学批评因其开创性即时性特征,其学术性学理规范往往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显得扎实而有学问,论著很难得以在高级别刊物出版社发表,从这样一种现实功利出发,专搞批评的人在学院体制内“吃不到香”,因此文学批评的队伍就大大萎缩了。 应该看到,当下有思想冲击力有文坛影响力的批评家大都身处边缘。他们少了某些限制,反能率性而为,自由挥洒,无所顾忌,迭出新见。学院内的批评家很少是专门的批评家,他们往往还有足以支撑其学术地位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成果。他们的文学批评不是出于饭碗的考虑而是出于内心的热爱,出于对当下文坛现象非说不可的冲动。 队伍小了,力量当然也小了。学科体制限制了批评,自己瞧不起自己,有什么力量可言?此其一。其二,文学边缘化,文学批评就更在边缘之边缘,学院批评的声音被媒体批评所淹没,力量就更小了。这是很多人早已看到的事实。其三,是当下的文学批评者自身乏力。前段时间老说批评失语、缺席、误读,是因为面对种种新的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批评家没有了价值支撑,没有了分辨能力,因而也失去了言说勇气或者人云亦云地乱说一气。这是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变成了文学表扬?除了资本和人格的因素外,还因某些批评家缺乏分辨的能力。他心中没有一杆秤,掂不出作品的分量。把学理阐释价值评判变成了商业广告肉麻恭维。自己太弱了就只好说别人强,借以掩盖自己的贫弱。 为什么有人总是颐指气使地指斥文坛,是因为他固守某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价值,一成不变,他心中只有一杆秤,看不到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看起来豪气冲天,但文学价值观偏狭固执,实际上也是虚弱的。 今日中国价值多元但也多少有些价值混乱。在这个思想文化价值多元文学形态空前丰富多样的时代,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评判标准问题。我认为,我们既应充分注意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新变化,也应重申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特异功能和普适性价值。前几年有人提出重读经典重新认识经典的价值,近年诗歌界亦有重新回到伟大的标准的提法,其积极意义还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确,我们今天有了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文学与影视攀亲的越来越多了,下半身也可以写了,隐私日记也文学了,但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最重要价值非如此不可的价值,足以让她伟大起来经典起来的价值难道不该重新讨论和重新正视吗? 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思想。曹文问当代学院批评的思想在哪里?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审美价值的创造,那么文学批评则是对其价值真伪高低的评判。评判价值者自身应有坚定明确的价值尺度。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某些批评家过不了关。思想的贫弱必然导致批评的乏力,无胆是因为无识。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