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确切完整地描述我们目前的处境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我们已经乘上一艘远航的船，向远方驶去，我们正在离开过去，离开一个我们为之奋斗、为之欣喜、为之痛苦过的历史。这段历史已经模糊，人们在叙述它的时候已经根据现在的心情做了不同的选择和处理。但我们的前方却一片茫然，对于前方的所有一切描述，都充满了幸福的渴望，却又难以掩饰一股浮躁的、缺乏自信的、疑心重重的焦虑感。 人们或许不愿提到“危机”这个词儿，心头却无不被世纪末的危机感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影。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坚定不移的信仰，却无不躁动着一种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精神。“务实”却缺乏对于未来的自信，所有曾经被看作神圣的信念，都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光彩；所有诉诸心灵的东西，在履经百年的剥落、拷打和拆解之后，似乎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全部意义。 就在这个时候，商业的幽灵出现在这个曾经一度泛滥着禁欲主义的国度里，并且唤醒了长期在贫穷中沉睡的人们，睁开了眼睛的、习惯于一种简单的智力生活的人们渐渐地品尝到富裕的滋味。于是，财富成为巨大的诱惑。竞争、薪水、服饰以及出国的次数是衡量人的才能的重要标志。除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不能见容于世，所有的一切追求财富的合法手段，都得到权力的默认。如果说，50年代的“英雄”是坚定地依附于新兴的体制的以奉献为最高荣耀的集体主义者，60年代的“弄潮儿”是一声号令之下揭杆而起的“造反派”，70年代的“主角”是舞文弄墨以言论争宠的大批判家们，80年代走向前台的是重归大学校园的新大学生，那么90年代的新贵们就是下海捞世界的各路好汉。看来，对财富和竞争的崇尚，似乎已经彻底改变了1949年以后所形成的道德观念。 但这未必不是好事。现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迹象，都在表明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明显的“过渡”性质，以及这种特殊的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精神上的困窘：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山区儿童失学、亟需创建希望小学的感人的专题，电视镜头摇向贫穷的山区，简陋的农民的住房，孩子的枯干失色的眼神，旁白者用一种自然而感人的语调（不是李默然那种戏剧性的表演）来叙述这家孩子的艰难……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还缓不过气来，突然出现一个美丽时髦的女士，一边拼命地数钞票，一边热切地说：“钱钱钱，攒攒攒”，一位男士在旁边笑嘻嘻地问“攒钱干什么？”“买家俱！”画面出现了某某家俱店，女士突然跃向床上，一幅幸福温馨的现代家庭画面。这两个很不协调的电视镜头竟然撞到了一块。后者的贪婪，一下子将前者的悲苦冲掉了。代表了企业势力的广告，把为民请命的专题的严肃色彩无情地消解了。 1993年国庆节的时候，我曾带着女儿去参观天安门城楼。我们像每一位参观者一样接受武警战士用一种特殊的器械对全身作特殊的检查，好象登机前的例行检查一般。这加强了我对天安门的特殊印象：它把它的古老和神秘作为一种神圣的政治权威的象征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但似乎正是这一点使它吸引着几乎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人们大约并不认为这种变相的搜身是一种侮辱，而是一种“荣耀”：区区十元就使你一步迈进这座神秘的殿堂，除了欣赏古代建筑艺术之外，还有幸去辨认曾经改变了历史轨道的政治巨人们留下的足迹。十元一张的门票和有市长签字的每张十元的“纪念证书”（它让我毫无道理地想起了十六世纪作为宗教改革之导火索的“赎罪券”），让平民游客在满意于与伟人分享登楼的荣耀的同时，也破除了它的神秘和它带给人的紧张感。我注意到，那张标价十元的门票正面印着天安门的摄影全景，底面印着“冰凉滋味永远是‘可口可乐’”的广告——一瓶沾着滴滴露水的冰镇过的“可口可乐”与象征权威的“天安门城楼”构成了一座天平上的旗鼓相当的两个社会形象，似乎象征着商业与政治抗衡的时代已经结束。关于天安门城楼的介绍性文字，《开国大典》的油画，……等摄影形象，都放在并不引人注目的第二、三页，作为支撑门票表面价值的文化装饰内容。标了价的附有可口可乐广告的门票成功地消解了城楼本身神圣不可亵渎的政治神话。 16世纪的欧洲的宗教赎罪券、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天安门门票和有市长签字的有价“纪念证书”，其间自然毫不相关。但若是把它们当作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特殊的“文本”，似乎又让人窥视到二者的相似之处：面对商业（金钱）这样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和力量，神圣的宗教和政治都毫不迟疑地伸出了自己“洁白”的双手。这样特殊的“文本”包含了太多的相互矛盾的社会气息：在宗教与政治权力方面，它似乎显示了更加“开明”的态度，但也开始散发出腐败的气息；在平民的方面，它似乎象征着某种精神上的“解放”，尽管这种“解放”还是在承认旧的桎梏的前提下面——譬如必须相信教皇所宣称的人有“罪罚”需要救赎；必须用武警战士的权威来突出纪念证书的价值；它同时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仿佛“金钱”才是唯一可以使人得到“自由”的力量似的。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读到这样互相矛盾的“文本”，几乎所有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等），都汇集着这样相互矛盾的社会信息，它们共同传达着现代人所处的历史文化前境与现实处境。大陆如此，台湾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