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新走向，形成了新特点，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在反观过去十年文学发展历程的时候，文学人物形象问题引起了岳阳师范学院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从对反贪小说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虽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反贪作品，但是逐一检视起来就会看到，还没有哪部作品塑造出血肉生动、富有典型意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贪官形象，更多的则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形象，或者过于漫画化的形象，因此研究者指出，缺少鲜活的贪官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参见余三定《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文艺报》2001 年3月10日第二版）。对此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缺乏鲜活的贪官形象，而且同80年代相比较，鲜明深刻、具有巨大社会生活含量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普遍缺失，即是说文学人物形象出现了整体弱化的趋势。 问题的提出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2001年5月中旬， 《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和岳阳师范学院在岳阳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众多学者、作家与会，围绕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人物形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是世纪之初的一次很有现实意义的文学关怀。呼唤鲜活深刻的文学人物形象，呼唤新时代的文学精神是这一文学关怀的主旋律；在这一主旋律中，留下了学者作家们关于“世纪之交中国人物形象”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 中国当代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和嬗递，到90年代出现了新的景观。无主潮，无模式，众语喧哗，就是这种景观的基本概括。追求“时尚文化”，热衷“私人化”写作，“新”与“后”被奉为“神圣”，是其鲜明的趋向。在这方面，小说创作表现尤为突出，更具代表性。即使进行一下简单粗糙的梳理，我们也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何等的“色彩缤纷”！ 90年代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小说创作。这包括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时评论如潮，以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还包括从反贪或官场角度表现社会改革进程，社会影响也比较大的一批小说，主要是张平、陆天明、周梅森、蒋子龙、王跃文等作家的创作；还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被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忠实、贾平凹、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作家的作品，其中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更令人瞩目；最后，以唐浩明、二月河、凌力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在这一小说走向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在90年代小说的“众语喧哗”中最具“时尚文化”倾向的是标榜“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创作，而“后现代”创作在这一时段中更具有“主流”地位，“颠覆”和“解构”是这种创作的文学观念。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兴起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形成创作潮流的“新写实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外观，更具有后现代的艺术本色；消解理想，追求世俗生活的“原生态”则是它的显著的思想内容特征。其次，以怀疑和颠覆传统人文精神为基本倾向的“后新潮小说”更具有后现代性。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和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女性作家是其主体）在这一小说流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文学观念、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反映在小说创作上就出现了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新女性小说，以王小波、史铁生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小说，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怀旧”小说，以及市民小说、商情小说、家族小说、新乡土小说、纪实小说，等等。 从总的发展态势上说，90年代小说创作形成了如下特征。其一，作家队伍空前庞大，作品数量尤为惊人。就作品数量来说，以1995年为例，据《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该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790部，中篇小说约1,580篇，短篇小说约144，000篇，此后每年的作品数量基本不下于此，世纪末长篇的数量每年则近千部左右。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却是文学（尤其小说）的边缘化，读者对小说关注热情的锐减。其二，长篇小说的影响逐渐超过中短篇小说，尤其经过1993年的“陕军东征”以后，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相对的“热”，大部分小说作家开始把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其三，从题材上来看，乡村题材作品逐渐萎缩，而都市题材，尤其都市商业化题材空前崛起。其四，从小说的内涵上看，走向世俗化是一个显著的趋势，这在“后现代”的小说流向中更为鲜明；从近距离表现生活逐渐退向远距离审视生活是一种创作新动向，这在长篇创作中更为突出。 当然，上述“基本特征”还是属于很“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则是其“内在”的东西，这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价值”问题，二是“背景”问题。 关于“价值”，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文学要不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作家为什么而写和怎样去写的问题还要不要去认真思考和解决？作家还需要不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的艺术关怀应该在那里？文学，首先是小说，还要不要塑造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要不要塑造时代的英雄典型？等等。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相当一些作家还是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发展进程，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并奉献出了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小说创作缺乏真正的“精品”和“大家”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文学人物形象严重弱化，英雄形象匮乏，艺术审美力大大退化，也是小说的普遍性症结。去年初雷达在《小说进入新世纪》（《文学报》2000年1月 20日）一文中指出，“思想涵量的稀薄和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力，是今天许多小说的又一普遍弱点”，“毫不客气地说，创作出现了‘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生活占有上的贫血”。“就小说的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小说诗意的失落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的确点到了世纪末小说创作的要害，也是今天文学界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