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同时期的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比，在研究倾向上恰恰形成了一个“错位”。所谓“错位”，主要指双方探讨的问题与兴趣方面，走着正好相反的方向而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知道，当双方在文学理论上兴趣各异，认识各别，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时，那是很难进行交往对话的。那时，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研究倾向，在西方是所谓“内在研究”，在中国则是所谓文学的“外在研究”，都是文学研究，但倾向不同。 可是有趣的是，从70年代末后的10来年间，在中国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之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第二次“错位”。 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来说，第二次错位，主要是转向内在研究，这固然满足了文学研究求新求知的愿望，但也留下了沉重的思考。一方面，学习与吸取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有用成分是必要的，没有它们，就难以激活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新的术语，也往往表现了新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认为把西方文学理论搬到我国，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此就光昌流丽，前途似锦，那也会走向盲目，就会再度失去建立理论批评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的机会。 在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探索中，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人文科学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在研究，使作品研究在理论上系统化了、精细化了，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进步，但由于过分地倚重于科学主义，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被排斥了，主体性成分被忽视了。80年代外国文论摆脱了语言研究的束缚，转向了文化研究之后，文学理论批评充分地彰显了自身的主体性、人文性，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研究的领域。至于在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80年代末到现在，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进行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时期，初步确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自主性、主体性，思考旧有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框架，转换新的理论思维的模式，建构新的文学理论的雏形。 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人文科学，还在于文学理论批评是表述人的不可重复的思想的文本。表述所具的人文思想，总是指向他人的思想、他人的意义、他人的涵义。在这里，总是存在着两个独立的主体，不同国家文学理论批评家的交往，无疑是不同主体间的思想的对话。对话使他人成为对话者，对话产生理解，也需要理解。理解意味着看到他人，主体在互为表述中建立自身，同时不断揭示事物的新意，创立新说。同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交往与对话，还在于利用交往对话中的“外位性”，使自己融入他者的文化，进而以他者的目光来反观自身，观照自身的不足，并从他者吸取新的有用成分，达到进一步的共同的理解。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与对话，从表层意义上说，当然在于双方的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但其深层意义，则是为了各自的复苏与生存。 在结束了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错位”现象之后，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与对话，如今在现时式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除了探讨精英文化、文艺艺术，现在面对我们的，还有大量的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多媒体传播、网络文化，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外国文论界早已展开，但它们今天也进入了我们理论批评研究的视野，成为许多热门话题。例如像后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文化问题、全球化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地域、种族问题的讨论与论争，看来是方兴未艾，其中不少问题将会进一步讨论下去。中外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领域，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共同性，它的宽阔的领域，还在于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氛围中，在人、精神文化、文学的相互关系之中，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这就是人的存在、生存及其命运问题。物质大幅度地增加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显示了人的无限创造力，但是高科技又可用来制造社会灾祸，并且促进着人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在一些人中间，伦理消解，信仰失落，人文价值贬值，行为规范失衡，使文化出现了溃败的趋势。文学理论批评可以推波助澜，也可以弱化、缓解以至抵御这一溃败现象。因此这不仅是社会、政治、伦理、哲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文化研究共同的话题。 在目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正在转向文化研究，但这是借用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主线仍是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生在我国看来还会保留下去，发展下去。但是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必然会渗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领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方法的多样化。把这种文化研究引向文学理论批评，极有可能结束文学理论批评单一化的构架，进行多极化的理论建构，从而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到新的境界。但也正是这点，又使我产生某种疑虑，即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界限问题。比如在有的国家，在那里几乎已经不能分清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界限了。对于这种消弭二者区别的做法，我持保留态度。 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在确立了自身的自主性、主体性之后，正在逐步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批评。我国的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不断受到外国不同文学理论的影响，一忽是欧美的，一忽是苏联的，后来主要又是欧美的。但是无论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最终都受到了清算。我们主张建立中国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在于我国文学理论确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我国古代文论，就其丰富性与独创性来说，与西方文论相比较，可说各领风骚，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古代文论的丰富资源，使中外文论共享，这是一个费事费力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