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和“民间知识”为聚集点的学术取向，是当代社会及人文学界的一个“大众话题”。在这一背景下的民间文学——以文学形式为表达的民间知识，在文学与人类学的视野中都获得了普遍的关照与活力。无论是在民间文学开始被作为一种与“士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形式而纳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本世纪初，还是在以学术话语反思为主要特征的“回归民间”的当代，民间文学都以其在形式（“展演”）、内容（乡土、历史）、传承（口语传统）及意义生成与转化机制（“情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性”与“人类学性”的双重特性，使得对它的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始终互相吸引、互为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知识的转换、表述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活力的可能走向。郑振铎、闻一多、郭沫若等文学家开拓性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钟敬文以民间谣谚的主要对象从事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当代萧兵、叶舒宪对《楚辞》、《诗经》（已转化的民间文学）的破译，彭兆荣对“边缘”神话、民族叙事文本及民族音乐的人类学诠释，以及韩少功小说、张艺谋电影的人类学倾向，无不展现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对文学与人类学之间交流、采借、整合的愿望与努力，而文学人类学的提出不失时机地为这种愿望与努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由于文学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超学科性、超本体论追求以及在自由交流中体现出来的时空边界的开放性、实践性与动态特征，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s)来作为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较为恰当的描述性概念。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以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民间知识无疑是建构文学人类学“场域”的重要素材，民间文学的“展演”获得了文学人类学的“场域”，文学人类学也因此在倡导之初即拥有了一块民间文学的实验田。 文学人类学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门新的“学科”？传统的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分野如何在文学人类学“场域”中得到消解？这种学科互动在当代知识体制运作中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我们所面临且亟待认知的一系列问题。 文学与人类学的相遇、碰撞与对话、整合在当代中国的凸现，有其科学发展过程的深厚背景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性。从国际思潮的大背景角度看，当代任何学术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处于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结构——解构的语境转换之中，西方话语中心论的消解，“和而不同”的多元并存对二元对立的否定，边缘对中心的反叛，个性的强调对共性的背离，这种语境转换在学科发展中表现为人们对知识及其学科划分与建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对理解社会存在的契合力、适用度和有效性的全面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化、裂变、整合与重组，学科间边界的模糊化促成了知识体制的更新和知识——权力结构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人类学本身的知识更新成为一种必需，因此两者的交流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偶遇，而是相互间在学理上和体制上的需求，它反映的是知识过程的动态本质。即使我们不必与生活在“现代”中的西方人一道去为“后现代”的不安而操心，对知识的更新也是一种无法推脱的本土的时代需求。由于人类学本身在方法论上对“他者”的关注，在对象上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个性价值，在认识论上对非西方、非中心、非权力、非主流知识层面的深切关怀，使得人类学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最能与后现代知识体制的精神实质发生对应，进而人类学的知识开始广泛参与众多其他学科知识的重组，出现了诸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或领域，这也反映出越来越强烈的对知识间自由交流及其场域的呼声。文学人类学的提出也具有类似的成因与性质。 当文学人类学以其新鲜的面貌步入当代中国知识话语舞台时，传统的学科本体论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品头论足式的对其学科本身的归属、学科的定义、学科本体论的建构等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中心话题。关于文学人类学作为“学科”的界定或范畴，已有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文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②用文学手段表达人类学的思想或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③文学与人类学在某些边缘的互动，即“跨学科”的研究领域；④还原文学的人类学性——把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的研究；⑤通过人类学的“全人类”视角（或泛文化比较）对“世界文学”的重建，追寻世界或人性的“本源”。对于文学人类学的理解，李亦园先生认为其内涵应包括：①传统人类学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研究、②文化展演(performance)的研究、③人类学作品的文学化、④人类学的影视表现研究、⑤古典文学的人类学诠释、⑥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化这六个方面，其中第①、②、④三方面代表着作为人类学家的知识背景和独特视角，且相对于所谓“全人类”视野、“世界文学”重建、“本源”探寻等显得谨慎得多。这种差异与对“学科本体论”的追究与否也有一定关系。实际上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两个学科之间互为方法与资源共享两个层次，文学人类学的提出更大程度上是为学科间的相会和自由交流提供一个特定的场域，是一种对本体论追究的超越。在目前的状态下，对文学人类学作学科的界定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具有拓扑学意义的空间，其开放性正是其价值所在。 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民间文学）还是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人类学的学科领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足迹可寻。早期人类学家在对异文化的研究中除了直接面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外，大量接触到的是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巫语等，对这些“表层”文化作民族的、心理的、制度的、历史的“深层”解剖成为人类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进化论学派、结构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广义的文学（民间文学）除了神话、传说、故事外，还包括寓言、谚语、歌谣、咒语、俚语、歇后语等等形式，这些文学形式在传统民间社会特别是较“原始”、“落后”、“边缘”的族群中大部分都是以口头的方式存在与传承的，因此，随着学科知识的积累与方法的更新，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较，人类学对文学的关照逐渐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着重于口传文学，二是倾向于文学形式的过程研究。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作品本身即书写文本，对文本作内容、形式分析、文学谱系定位与文学价值评判，而人类学对口传文学研究除关注其形式与内容外，更关注其过程，即口传文学在整个文化历史背景中所涵盖或与之相关的诸要素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纵向与横向（时空维度）上把作为主体参与口传活动的个人作社会价值与权力结构的分类、排列，并最终促成文化的传承、演变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运作，参与者也通过这一过程实现每一个生动的、独特的“自我”。显然，这种“过程”的研究着重的是“情境”中没有受到固定文本约束的个人的创作，个人的体验及个人的意志表达，每一个参与者包括讲述者、听者、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都是个性化的个体行为，他们之间构成一个多向互动的关系丛，文学活动中的个人都有演释文化与自我的权力。基于此，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展演”(performance)空间，口传的内容、形式，口传活动的参与者包括讲者和听者，研究者与社会文化布景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展演舞台，文学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而表现为以文学为纽带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多向互动，这种互动表达了种种的情境，种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历史脉络。因此，文学、人类学或文学人类学开展对“展演”的研究是把握文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有效途径，“展演”的空间为文学人类学的操作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