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具体论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文艺“批修”运动的三个阶段：风起青萍之末、风急雨骤和十二级政治台风，梳理了其中的轨迹。还对“六十年代前半期”作为其前后两个十年的衔接点的特定位置，作了纵向剖析。 [关键词]六十年代 文艺 “批修” 六十年代前半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衔接着两个“十年”：一边衔接着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另一边衔接着“文革”十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如果说第一个十年的突出特点是逐步加深的“反右”，“文革”十年的突出特点是“批黑线”，那么六十年代前半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批修”，成为从“反右”到“批黑线”的衔接点。在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说不清也无须说清的情形下，文艺领域也已无例外地致力于“批修”。从风起青萍之末到风急雨骤，直至十二级政治台风。它为当时的“左”倾政治路线所驾驭，同时又在“左”倾政治路线的推行中“为王前驱”。 一、1960年前后：风起青萍之末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的弊端已经明显。中共中央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义、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前后半年多时间，都是在开始纠正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只限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而没有也不容许在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不容许突破“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和“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框框，也就只能限于治标，而且“标”也很难得到认真治理。由于仍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由于坚持“气可鼓而不可泄”，1959年仍是“持续跃进”的令人担忧的局面。党面临着较为深入纠正“左”的错误的迫切任务，于是有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的召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种正确的意见却触犯了“龙颜”，庐山会议中途来了一个180度大拐弯，由纠“左”改为反右，集中批判所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了使批判更有火力，会议上又散发了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人民公社的材料。彭德怀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头目，隐隐地成了当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即“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目。随后，又在全党开展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1960年上半年，文艺领域开展了这期间的第一场“批修”斗争。 在这第一场文艺“批修”斗争中，有两篇纲领性的文章很值得一提。一篇是文艺报1960年第1期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另一篇是同期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立即予以转载的林默涵的长文《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社论中值得注意之点有二：一是提出文艺界的中心任务是“反修”，而且要把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看待，以及所谓文艺上的“修正主义”的种种表现。二是鼓吹“群众文化革命”是“最彻底的文艺工作的群众路线”，即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下运动群众。林文中值得注意之点有三：一是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超过马克思、列宁，而且“极其正确”、“全面”、“系统”、“辩证”，这离“顶峰”说已经不远了。二是认为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非常重视文学艺术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续创造性的发展”。三是所谓文艺上的“修正主义”的种种表现。这两篇文章，无论从作者的权威地位、报刊的权威性质，以及发表时的新年伊始的时间，都具有号召、动员、布置这场文艺领域的“批修”斗争的重要作用，而且一锤定音，称之为当时的“纲领性文章”，是不为过的。 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首当其冲。巴人的《论人情》本来是一篇很有见解的文章，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从文艺现状说，是有鉴于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人情味太少”，“不合情理”，往往“矫情”；从文艺建设来说，他认为“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所以他呼唤：“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他还进而指出一些文艺作品中“矫情”的原因，是由于“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他也预料到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还专门论述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并不就是“人性论”。总之，此文一方面力陈时弊，侃侃而谈，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进行设防。但力陈时弊的忠心，并未被认可；进行设防的努力，更被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伎。这场批判还涉及王淑明、钱谷融、蒋孔阳、徐懋庸等人的有关论文。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原是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刻，缅怀为缔造人民共和国捐躯的一位青年营长，告慰这位捐躯者其宏愿已实现，而且“和那些华盛顿、巴黎、罗马”相比，“亲爱的，我告诉你，那古老的北京——我们的首都，是最新最美的”。只是由于刘真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的抒情笔触，描写了“我”与这位青年营长的相识、相恋、相别，以及痛失战友和情人的历程，汹涌着情感的波澜，勇敢地踏入了人性和人情的禁区。于是众多的批判者毫不犹豫地加给了它两顶帽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