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台港文学热”（包括“台港新诗热”）一直有增无减。拿“新诗热”来说，不仅出版了大量的诗选，还出版了一批诗歌赏析、诗人评传、诗歌鉴赏辞典和诗史等带研究性的专著。对此，台湾一向无明确的集中反应。但自1992年年底新创刊的《台湾诗学季刊》召开《大陆的台湾诗学》研讨会，并在创刊号制作这一专辑（本人还没有这本杂志，只看到了评文的复印件）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专题制作者李瑞腾先生一向热心于两岸文学交流，秉其丰富的编辑经验，特别约请了台湾一些有影响的诗人、诗评家撰写文章，的确为两岸诗评家的对话开创了一种先例。承蒙老诗人向明先生不弃，以我的一本小书作为剖析对象，对《台港朦胧诗赏析》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但拜读《不朦胧，也朦胧》（载《台湾诗学季刊》1992年创刊号）一文后，我也感到有些话要说，特提出来商榷。 首先，《台湾朦胧诗赏析》并非我“近期的作品”。我后来出版的除向明先生举出的《台港现代诗赏析》（1991年3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外，尚有《海峡两岸朦胧诗品赏》（1991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海峡两岸诗论新潮》（1992年2月花城出版社）。我感到，整个专题的抽样（除游涣先生评的那本书很有份量外）均与“大陆的台湾诗学”这个庄重的命题不够相称，抽样还可以更具有代表性一些。象诗选的评论对象为《台赴僭家诗选》，就欠代表性，在大陆，有远比这本诗选更纯粹（全是选台湾诗而不兼及香港）、更全面、更具权威性的诗选（包括台湾诗人在大陆出的各类台湾诗选）。另方面，既然把讨论题目定为严肃庄重的《大陆的台湾诗学》而不是《评大陆出版的几部有关台湾诗的专著》，前面如有一篇总体性的论述就更好。 李瑞腾先生在制作这一专题的《前言》中说：过去，台湾诗人只关心自己在大陆有无被赞美，“另有一些人则满含敌意，颇多讥讽”。向明先生的《不朦胧、也朦胧》，正是一篇含有“敌意”的文章。这种态度似不可取。两岸诗人、诗评家隔绝了数十年，现在交流才刚刚开始。如果一开始就对这种交流抱着敌对的态度，那台湾诗坛上空笼罩的就恐怕不是如编者所言的“薄雾”，而是“火药烟雾”了。象向明先生指控我编著《台港朦胧诗赏析》是为了“证明朦胧诗的其来有自，这种精神污染的罪魁祸首是来自海外台湾”（虽然向明先生也带了一句说我也许是“有心将朦胧诗平反”，但其论述重点显然不在这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不知向明先生通读拙著没有？如读了的话，便不难发现：该书从头至尾都没有把“朦胧诗”打成“精神污染”，更没有说过台湾的现代诗是大陆“朦胧诗”的“罪魁祸首”的话。当然，向明先生小心冀冀地用了“也许”一词，但猜测总要有事实作根据，总不能“无中生有”，瞎猜一气。事实上，当我出版了两本赏析台湾“朦胧诗”的书后，我被大陆一些“左派”人士打成姓“资”的评论家，甚至要查封、禁止拙著发行（幸好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及时发表了，“左派”们才不敢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我为两岸文学交流尤其是介绍台湾诗人冒了风险，现在向明先生反而说我对台湾诗人不怀好意，“故入人罪”，这是不是也“太离谱”了？说我编著这本书是为了说明“台湾也有朦胧诗的罪证确凿”，是否算是另一种“胡编乱凑”和“荒腔走板”？！向明先生是我尊敬的资深诗人，也曾通过信，但缘悭一面。我相信，他评我这本书是为了说明此书的局限，表明他“很不以为然”。但行文当中，情绪语过重毕竟不利于交流、沟通。尖锐的批评可以有，莫须有的猜测则少一点为好。再如，他因我分析一位诗人的作品写有“污辱妇女”的内容，便说我“是在丑化台湾，不在解释诗”，也离文学的本意甚远。他完全可以批评我解释这首诗不对，这怎么扯得上“丑化台湾”这一敏感话题？尽人皆知，不仅在台湾，就是在大陆，也有“脱离法治轨道”的现象，这是客观存在，不涉及到“丑化”与否的问题。何况，我已说明这首诗作这种解释的发明权不在我（我是引用香港一位诗评家的诠释），怎么一到大陆作者这种解释，就联想到对方在政治上丑化自己呢？显然，这里存在有“敌意”这种心理障碍。我觉得，批评别人最好要实事求是，而不要胡乱上纲上线。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再次，我觉得向明先生对大陆诗坛也并不很了解——就象我自己对台湾诗坛也还不能算完全了解一样。比如他开头大段引用“南乡子”（或许是“陈绍伟”的化名？）的话，恰好是这位绍伟先生在大陆大写对“朦胧诗”诗人及其诗评家作“无情的挞伐”的作者。他的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头文章《重评北岛》，以人废诗，严重混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借批北岛为名将“朦胧诗”一棍子打死，正是向明先生文章中所说的把“朦胧诗”“批判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一股逆流（《华夏诗报》在转载向明先生原文时，此句只剩下含糊其词的“被批判有负面意义”）的代表性文章，此文的作用正是向明先生所说的把朦胧诗人“打击得抬不起头来”（这句转载时又被删去，真是心虚！！）。某些人不仅“好斗”，有“大批判”情结，在大陆胡批乱批他人（其大批判文章被大陆诗评界称之为“第四个崛起”），而且把大批判的靶子指向台湾的余光中先生，在《诗报》上编发时过境迁、哗众取宠的批余报导。当然，对余氏的作品完全可以批评乃至批判，但不能象他那样不分时间、地点和不顾文章的起码逻辑乱批。 以上介绍的这些情况，无非想说明“南乡子”先生确是“出于一种吃味心理”，用大扫除的方法，写将大陆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几乎一竿子扫倒的文章（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陈绍伟后来也参加了“台港热”，写了一本《台湾爱情诗赏析》）。向明先生可能还不甚清楚：在大陆，早已不是“文革”前的“舆论一律”，说“在大陆一贯教条式的文艺政策下”（此句转载时被删）是不符合大陆实际情况的。大陆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早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邓小平先生南巡后，“‘批’而优则仕”的做法已日渐式微。单对“朦胧诗”的看法来说，就不是如向先生所描写的大陆文学界全把“朦胧诗”当“精神污染”和“逆流”（那只是陈绍伟等少数人的看法），都一律看成不姓“社”而姓“资”；多数人认为“朦胧诗”代表的是一种风格或流派，即使有问题也是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另一种少数人则认为“朦胧”是诗的创作规律，“朦胧诗”代表着中国新诗的主流和方向。这里可以交个底：我是一个“中间派”，不赞成有些人借政治力量将“朦胧诗”打下去的做法，但也不同意无限抬高“朦胧诗”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 还须说明的是，把台湾现代诗称作“朦胧诗”，并不是鄙人的首创。在大陆诗歌界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看的。在台湾，洛夫先生也认为：大陆的“朦胧诗”，宜正名为“现代诗”（《对大陆诗变的探索——朦胧诗的真相》，《创世纪》64期）。可见，把台湾“现代诗”看作“朦胧诗”也是可以的。“朦胧诗”的名词，本来就有些“朦胧”，没有统一的界说，谁都可以借用。向明先生可以认为覃子豪的现代诗不朦胧，可对大陆读者来说，倒是很有一些朦胧的。象拙著赏析过的他的《瓶之存在》以及叶维廉、周梦蝶等人的诗，连台湾、香港众多诗人、诗评家都感到晦涩难解，怎能说我选的诗“一首都不朦胧”？（向明先生在文章中对周梦蝶先生的诗解释就颇为“朦胧”，使人不得要领），拙著并没有选以文晓村先生等人为代表的明朗诗，也没有选向明先生一首诗，怎能说把台湾的所有诗人都打成“朦胧诗人”？难道我未选入的《笠》大部分诗人和《葡萄园》、《秋水》、《新陆》、《大海洋》诗刊同仁及向明先生本人就不是“台湾诗人”不成？更何况，选了某一首“朦胧诗”，并不等于此人就是“朦胧诗人”，这是任人皆知的诗评常识。至于“古怪”云云，那可能是“南乡子”先生的看法（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看法），最好不要与鄙人的赏析扯在一块，以免给人如向明先生自己所讲的“鸡与兔同笼”之感。谈及诗的诠释，本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古人早就说过，“诗无达诂”。要苛求解诗者的解释一定要吻合作者的原意才算是正确的解释，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讨的。现代诗也好，“朦胧诗”也好，它们均形象大于思想（内涵），欣赏者、赏析者有不同的理解（只要是言之成理，不是胡扯），是完全正常的。作品一旦问世后，就成了公器，作者不能垄断它的解释权，应允许多义的“朦胧诗”有多义的解释，这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如果别人的解释与自己的解释不同，就判别人不懂诗，言下之意只有自己才是解释台湾现代诗的权威，这是否过于霸道？我写这本书，纯是为了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诗人，我当时还未与任何台湾诗人取得联系（这怎能谈得上“乱拉关系”？），是在资料搜集极端困难下写就的，从未奢望以这本书去证明我是“朦胧诗的权威”（此句如大陆诗评家读了后一定感到“离谱”。因在大陆，“朦胧诗”的权威远远轮不上我，何况我对“朦胧诗”开始也很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