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文艺史，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两幅景观：一幅是由数量极多的平平之作走出的“文质推移，与时俱化”、与历史同步或准同步的大体呈上升线的景观；另一幅是数量极少呈时空随机分布、艺术成就难分高下的天才的或里程碑式的文艺作品所呈观的类似等高线的景致。前者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依附性。后者既有与世推移的历史性因素，更包含了彼此不可替代、各有奇绝的审美等值性、等效性。不论有多长的时间跨度，多大的空间尺度，它们一样的魅力永在，难分轩轾。这种奇异的风景线既与孔德、斯宾塞直线式进步历史观不相一致，也同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观难以协调。它们几乎成了历史发展中的非发展因素，非历史因素。我们觉得除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这种非历史因素、非发展因素之外，似乎在广泛的文化领域也都存在一定非发展因素、非历史因素。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探得它的成因，将会有益于包括文学艺术史在内的文化、历史哲学的研究。 关于文学艺术史中的等高线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作者杜撰。在麦基编《思想家》里，有英国作家兼哲学家莫尔多赫的谈话涉及了这一问题。他说：“柏拉图不仅是西方哲学之父，而且也是西方最好的哲学家。当然，哲学方法改变了，但我们并没有把柏拉图抛在后边；也就是说，哲学没有像科学那样取得进步。当然文学也没有取得进步，没有人超过荷马。但是文学没有延续的任务，从这点意义上它不是一种‘工作’。”等高线类的作品不是“工作”而是杰出创造，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是非延续性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美学家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也谈到了文学艺术发展的非继承性：“和西西弗斯相反，创造者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别人停止的地方起步的。无限确实是不能被征服的，因此哪怕当他身负重荷到达顶峰时，也会发现还有其他更高的山需要去攀登。然而别的人将会接替这个任务，创造者是相反的西西弗斯，他不得不永远地攀登、攀登、再攀登。无限不仅是指时间上的，而且也是指目标本身。这个向上攀登的比喻在科学领域是容易被理解的，它多少具有一种直线的联系：比如说，没有毕达哥拉斯，可能就不会有欧几里得；没有欧几里得就不会有伽俐略；没有伽俐略可能就不会有爱因斯坦。”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递进性我们也曾论及。关于文学艺术阿瑞提则认为并不采取连续发展的模式。他接着说：“但在某些领域，像文学和艺术领域看不出那种直线性发展。比如说一个莎士比亚并不是要以有一个但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发展似乎要比规范的发展具有更多的附加的内容。但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者为人类的经验增添了附带的景致，因此即使这个比喻从字面看——也就是从几何学上看——是不准确的。”文学艺术在式样、数量、手法方面的由简而繁，由少而多的变化表现出历史继承性，表现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步或准同步性。但是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伟大作品则走的是一条非历史之路。固然荷马不可超越，但其后的但丁也不可超越，虽然他们的作品同时包含着彼此不如之处。王羲之的字是高峰，尽可临摹、习练，但总有些中国文论称道的法外的神、妙、至精至微而学不来之处，因此无法超越。但这并不影响颜真卿、怀素也是高峰，同样有不可超越处，且有为王羲之所不可超越处。完全可以说他们在挥洒间独有胜境，各领风骚。屈原李白是中国浪漫诗人的双子星座，屈原炙人的悲恸浸着典雅的浪漫，李白的疏狂调和着飘逸无邪的神思，一样令人动容，却是两样意味。《红楼梦》给人的是空灵无尽的意蕴，大笔写意，境生象外，《安娜·卡列尼娜》，犹如西方现实主义绘画，满幅油彩，向人们全方位展现声色、血肉、纹理、连毛发在阳光下闪动的细微，心灵欲念的每一幽渺，都极力铺陈、尽数呈现。读之，耳目不可暇接，心灵连续不断的受纳，身心如酒神似地投进了它的艺术世界。真如“庄子文字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它们激起的是两种审美心态，人们需要浓烈，人们也需要清醇。也许文艺史家会把荷马史诗放在文学史显赫地位，但就艺术魅力而言，李清照只有九十七个字的《声声慢》丝毫不让巨著伊利亚特、奥德赛，贝多芬的交响曲无异是世界音乐史的重镇，二泉映月不过是音乐小品，一只二胡的倾诉，不及第九交响乐配器繁复、结构宏大，气势磅礴，若仅就艺术生命而言，它们却一样的辉煌不朽。“山”不在高低大小，有魅力则灵。 我们曾肯定这种相互不可取代的作品既有与社会文明演进、生产发展相关的一面，又有与社会总体上升线无关的主要一面，因此画出了一条等高线，一条缺少连续性，不具有历史发展性的等高线。关键是这种既有关又无关的机理是什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非连续性，非历史发展性。“创造的根源正在于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可以用复杂的神经具有无限组合的能力来给予解释。按维柯的术语，可以解释为这是一个趋于无限的有限中枢所具有的机能。”阿瑞提的主张与我们的先天才能论颇为类似。有人曾发出诘难：天才既然是造成文艺等高线的决定因素，根据生物学，这类天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应呈大体均匀的方式出现。因此天才之作也当在文学艺术史中有均匀分布。但考察文艺史，纪念碑式作家作品却是以极不均匀的方式出现的。欧洲中世纪几乎是一个沉寂的漫长黑夜，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竟是群星闪烁。元明清是中国戏剧小说宏篇巨制的高峰，《红楼梦》可说是最后华彩。此后两三百年，堪称伟大作家殊少，够得上伟大作品的几稀矣！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长篇创作是五四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五花八门的作品大量涌现，但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轰动效应者多多，历史效应者殊少；有才气的作品很多，大气恢宏汪洋恣肆者几无。中国封建时期是世界诗歌持久繁盛的奇绩，近数百年欧洲是音乐天才持续出现的显例，因此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与才能关涉甚少，而社会环境、文化土壤是伟大作家作品产生的主要条件。如说“遗传学仅仅是提供了极其微小的可能”，“在文化积累能提供进行综合的各种必要因素——物质的和观念的——之前不可能产生发明或发现，当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以及正常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适宜的必要材料时，就一定会产生发明或发现。”看来要阐释等高线作品产生的机理，必然要遇上哲学—社会学、文化艺术学的难题，并要求对此做出一定的回答：人与环境的关系及二者发生学问题。到底人是环境的产物，还是环境由人创造的？文化造就了伟大人物，还是伟大人物创造了文化？ 动物，包括高等动物，仅仅受自然进化规律的制约，然而当自然演进到一定阶段，产生了一种不仅具有一般高等动物具有的原欲系统、情绪系统而且还具有较动物完备得多的理性系统的生物性的“人”。我们所说的理性包括左脑分析理性，右脑直觉（创造性）理性以及模仿、学习、记忆、语言符号能力。这样，生物性的“人”就可以在内在需要推动下运用脑——手系统去改造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这似乎表明人与社会、文化同步产生，即在创造第二自然的同时，生物性的“人”初步演进为社会人。从此人不仅与自然共生，且与文化共生，既遵循生物进化路线，又创造并遵循社会文化进化路线。当然，人既创造了文化，文化便取得了它的自性，成了一个与人相对峙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存在，并通过主体——人的反馈机制而作用、影响人。因此在人
文化双向作用模式下，人类获得了体外遗传机制。“文化以心理学为起点和终点。它从心理学开始，因为它需要有人的基本神经装备，它以心理学的结束，因为它作为更大的结构力与心理动力对个人产生着影响。然而，它又具备有具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过程。”阿瑞提也认为人的先天脑生理生化结构系统是文化发生学的因，第一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