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神学:对于今天的恐惧

作 者: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文学自由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九十年代中叶最为有趣的文化现象似乎是一种“新神学”话语的崛起。它业已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文化思潮,在这个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时代中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新神学”业已受到了一部分理论批评的热诚的赞美,也受到了当下大众文化的激情的肯定。它被视为“理想”“崇高”“终极价值”等主能指的展开,成了一种最新的文化时髦。“新神学”的高蹈神秘,对于世俗日常生活的极端的蔑视及对于“神”的无条件的皈依,已经与气功、宗教热、特异功能等等流行的世俗神秘主义的文化消费产生了异常有力的“接合”,汇入了流行文化的大潮之中。这种以张承志和张炜为代表的,在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之中产生的话语似乎已经提供了对我们时代的多元问题的最终的解决,也提供了对于“堕落”的时代的最后的拯救。它是一种灿烂而迷人的海市蜃楼,在今天的幕布上演出着一场夸张而神秘的历史活剧。这种“无援的思想”,早已有了大批的援兵和支持者。幻想中的孤独和寂寞,化成了热烈的世俗崇拜与认同。因此,对于“新神学”话语的作用与功能的分析,业已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挑战。我无意对这种话语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将之“历史化”,将之在当下的多重交叉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定位。

      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新神学”话语的最为引人注目处在于对当下的彻底的否定。这种否定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对“现代性”话语的理想的社会设计的“结果”的深刻的失望而产生的“反理性”的巨大冲动。二是对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经验的彻底拒绝的焦虑。他们均是由对于“今天”的仇恨而引发出自己的信仰的,是由于对于目前的文化的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恐惧而导致一种极端主义的情绪的。它既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不安和焦虑,又投射了一种社会心理及文化倾向。

      这种“反现代”及“反理性”的强烈冲动,乃是张承志与张炜的共同的追求。他们都已对“现代性”的“理性”组织和设计社会,建构理想社会的宏大目标感到了由衷的失望。张承志与张炜均给当代人描绘了一幅阴郁黯淡的图画。他们彻底地否定了“现代性”的追求的任何意义,认定“现代”乃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张炜的表述格外地清晰:

      “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乏坚定的战士,而只依靠一帮唯利是图的家伙,那个‘现代化’真的能够来到、又真的那么可爱吗?

      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作家》1994年4期32页)

      张承志则以宗教的名义对科学进行了否定,他一再地指出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宗教的神圣面前的无能为力,“科学在奇迹面前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回民的黄土高原》3页)而“19世纪知性的象征——实证主义,与20世纪末迷茫混乱的现代思潮,都无法拯救这些惶惶无路的知识者”。(《荒芜英雄路》102页)

      这些绝望的宣告之下的那些叙事也是同样阴郁的,无论是张承志笔下的“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当代世界,还是张炜《柏慧》中的那个按“现代性”的组织方式建构的03研究所都已变成了一个压抑、堕落的无望之地。张承志早已放弃了红卫兵式的狂热的拯救世界的幻想,而张炜则对于《古船》中隋抱朴式的以技术和人道拯救世界的欲望有了激进的否定。他的不再是提供解决世俗问题的具体方案的尘世的哲人,而是宣谕绝对的“终极真理”的“神”。他们已放弃了“现代性”话语所提供的具体的社会想象,而沉溺于绝对的宗教的情怀。这种对“现代性”的具体方案与目标的绝望无疑反映了二十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二十世纪的革命的“整体性”解决问题的伟大的努力并未得到理想的回报;理性的社会设计,却导向了压抑与控制及弱势集团的边缘化。应该承认张承志与张炜相当敏锐地批判了“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如张炜对于技术文明的批判与否定,表现出对环境等问题的关切;而张承志则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及殖民主义表达了强烈的愤怒,试图为弱势的集团与民族发出心声,这些天真而善良的愿望却导向了一种极端主义的、卢德派(十九世纪初一个以毁坏机器为目标的派别)式的“反理性”的宗教激情,则又显示出他们无法超越现代/反现代的二元对立,最终以简单狂躁的“反现代”落入了“现代性”话语之中,他们象是一些试图抓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的狂想式的悲剧英雄,以拒绝的姿态成了无法解释当下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状态的困境的表征。

      与“反现代”“反理性”的趋向相联系,他们均表现出对世俗日常生活的极端的厌弃。他们将人划分为“污浊的”与“清洁的”两类,坚持否定一种“污浊”的人生。这里的“清洁的”人是与之有共同信仰的人,而“污浊”的人则是与之不同的人。而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抗拒的激情往往变为一种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孤独。张炜在《柏慧》中提及叙事者“我”对于世俗日常生活的极度的厌弃: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和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污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