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1)01-0061-04 每个作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没有哪个作家说他自己是抽象的，说他是一个魔术师、一个梦想者、一个说谎者……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地界定了的，通过参考它我们就能够把一些作家区分为与别的作家相对的人的理论；相反，现实主义是一面由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当代小说家所拥戴的旗帜。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所有的人。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世界——他们都在努力创造“真实”。 然而，如果他们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这绝不意味着要进行一场共同的战争，而是要把他们彼此区分开。每个人都认为他才是现实主义实质的唯一理解者，所以他总是用现实主义来攻击别人。这就导致了如下永远一致的现象：每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总是试图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摧毁在它之前的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用以反对古典主义的口号，后来，他又是自然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超现实主义者甚至宣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作家们所讨论的现实主义，仿佛象狄斯卡特(Descartes)所说的“常识”一样是多元化的。 这里，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是正确的。假如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这个结论，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对真实的看法。古典主义作家认为他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者认为他是浪漫的，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他是超现实的，克罗德认为他的本质是神性，加缪认为他就是荒谬，“犯罪小说”作家则认为他主要是经济的，而且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他们都按照自己所看到的来谈论世界，但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并不相同。 无论如何，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文学革命总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产生。当一种写作模式已经失去了他最初的活力，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食谱、一种经院形式，他的追随者们仅仅出于惯例或懒惰去尊重它而不询问它的必要性时，我们无疑就需要回到真实，以便向旧的形式挑战，并且发现新的形式以取代旧的形式。只有当人们愿意抛弃过时的形式时，对真实的发现才能够继续下去。除非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被完全发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彻底放弃写作），否则，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并且走得更远。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出更好的东西”，而是走进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就变得必要了。 你或许会问，如果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或迟或早终将走向尽头，他的血管不久也会硬化得象他的前辈那样，那么，这种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问题就如同问既然我们终将死去，为别的活着的人留出空间，为什么我们还要活下去一样。艺术就是活着的人，他从来不会获得任何永恒的东西。离开了这种永不间断的再评价，艺术就不能生存。艺术正是在他的各种各样的进化和革命的相互作用之下获得他永恒的新生的。 无论如何，世界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一方面，客观地说，有许多方面和一百年前不再一样了；和我们的城镇、村庄、道路等的物质方面一样，我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被大大地改变了。另一方面，我们关于自己周围的知识（即我们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关于事物的科学还是关于人的科学）也同样发生了某些巨大的变化。正因为此，我们与世界的主观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现实的客观变化，加上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的“进步”，已经而且还将对我们的哲学观念、形而上学和道德产生深广的影响。即使小说把他自己限制在再造现实，那么，如果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发展到与这些变化保持相似的方向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正常的。今天，要解释什么是真实，19世纪的小说决不是“好工具”。利用这种工具，苏联的批评——仍然抱着比资产阶级批评家还要平静的自信——一直在指责“新小说”试图背离19世纪。苏联的批评家告诉我们，19世纪的小说仍然适用于向人们显示当今社会的丑恶，提供治疗的妙方，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对一两个细节作些稍微的改动，就好象这是一个使一把斧头或镰刀变得完美的问题一样。为了保持这种工具的隐喻作用，没人会想到联合收割机就是一种改进了的镰刀形式；用于丰收的机器与庄稼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这里还有更为严肃的含意。正如我们有机会在当代作品的课程中所详述过的，小说绝不是一种工具。不能把小说当成一部可以事先限定好的作品。小说的目的不是显示和翻译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外在于他的事物。小说并不表达，他只寻求。小说所要寻求的，就是他自身。 无论是西方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院批评在使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时，仿佛作家出现时现实就已经完全形成了（不管是不是永远）。所以，这种批评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探索”和“表达”他的时代的现实。 按照这种观点，现实主义对小说的要求就是尊重现实。与此相联系，对作家的素质的要求主要是观察的敏锐性和经常充满坦诚的关心（常常与直言不讳相关）。暂且不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通奸和色情所感到的彻底的厌恶，这自然导致令人不愉快的裸体画和令人沮丧的场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必担心这会使读者感到震惊）对物质生活问题——主要是国内的贫困问题给以特别的关注。根据他们的特点，工厂和简陋的小屋比懒惰或奢华更“真实”，厄运比幸运更真实。简言之，作家只须按照爱弥儿·左拉所使用过的、已经或多或少被贬低了的形式，赋予世界以粗糙的颜色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