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帆主编《文艺理论(新读本)》、王一川著《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分别于2002、2003、2004年相继出版，构成了新世纪文艺学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对当下后现代语境的挑战作出了回应，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切割，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选择了文学概论的系统性知识生产方式和教学体制中教科书的知识传播方式。这意味着他们是以翻新一代教材的策略来达成更新一代人理念的目的。所谓“事件性”，就是从着眼未来反观当下而言的。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其中一个缺憾就是疏忽了文学理论教材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影响。 事件性的一个外在标记是出现众多的批评声音。支宇以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个案，提出了“‘反本质主义’文学是否可能？”的质疑性问题。他认为：“在坚决告别‘本质主义’之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只能走一条彻底解构、拒不建构的理论之路。”“告别了‘本质主义’之后，‘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却不幸成为一种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①杨春时在评价陶东风、王一川、南帆的三种文学理论教材时，先将其归入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范畴，采取了形式上较为均衡的两点论：“一方面，它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模式，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模式，从而与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接轨，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现代建设；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代之以历史的陈述，从而可能导致绝对的历史主义甚至虚无主义。”②上述批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只解构不建构”，有“虚无主义”之嫌。一般来说，这也符合学界多数人对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习惯性见解，而且具有题解“反本质主义”直观逻辑的合理性。即本质主义是建构，反本质主义是解构；现代主义是建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其实，这种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上的简化论，正是造成误解性批评的理论根源。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来说，通常他们都拒绝将“后现代主义”视为“铁板一块”之物，相反的认为它是有着自己的复杂的“谱系”的。波林·罗斯诺说：“假如我们真的想要能够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针对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阐述，区分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倾向。……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两种主要的一般性倾向：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③在他看来，怀疑论否定一切价值，有悲观、虚无的倾向；肯定论则认为某些价值选择优于另一些价值选择，倾向于变化与建构。王治河对后现代主义作出了更全面细致的“谱系学”考察，指出后现代主义在表现形态上有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等11种思潮，从内容上可区分出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他进而指出：“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那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④这表明，以反本质主义为最大公约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思维方式，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解构主义，并不一定只解构不建构，并非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在反本质主义之中与之后，仍然可以有解构或建构的不同选择，甚至是既解构又建构的双向运动。 当然，理论的描述不能代替实践的指认，国外的状况也不能足证国内的现实。归根到底，陶东风、王一川、南帆的教材是否只解构不建构，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问题，而是一个文本分析与综合判断的实证问题。在切入话题之前，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教科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建构的形式要求与逻辑框架。上述教材尽管对本质主义进行了切割或批判，但并没有抛弃几成惯例的教科书编写模式与体例。也就是说，他们的教材都有导论(或导言、引言)总说其重建思路、理论框架与编写宗旨，都分章分节或分编体现其知识的系统性、层次性与逻辑线索。就此而言，上述教材已经具备了建构的形式特征与逻辑一致性。其二，从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角度说，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进而言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关注点、侧重面及评价标准上是不一样的。张志林指出：“如果说本质主义关心的是知识的完善，那么反本质主义则旨在知识的创新，它为人类重新审视世界提供了立足于生活形式之上的脚手架，呈现出了本体论的崭新境界。”⑤亦即对于判断是否建构，一持“完善”标准，一持“创新”的标准。前者追求完善容易导致对客观本质、永恒真理、唯一方法的崇拜；而在后者看来，“完善”的理论不仅不新鲜了，并堵塞了创新的道路。因此，当人们指责上述教材“取消建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沦为“理论虚构”时，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沿用的首要标准究竟是“完善”还是“创新”。从“完善”立论，由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发展论即著名的“五论”所构成的文艺学知识框架，无疑比上述教材更显现出完整性、稳定性和建构性。但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五论”的建构虽然“完善”，却已经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中耗尽了理论的建设性即建构性了。 事实上，上述三种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着系统性文艺学的建构工作，探索着既反本质主义又不至于反掉文艺学的不同路径。他们的基本策略大致有三。首先，对“本质”的理解上，否定“本质”的客观性、永恒性与唯一性。鉴于“本质”一词的习惯性用法积淀了以上“三性”的形而上内涵，他们选择了避免运用“本质”一词的策略性做法，而代之以“文学属性”、“文学观念”加以区隔。其次，将“本质主义”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理论预设或文化语境，从而将“本质主义”非本质化和非唯一化。其策略要点是将之视为“一种”，则必有其他许多种可以合理合法地存在，不会面临抛开本质主义之后便会导致没有理论、无法思维的困局。再次，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文艺学的建构策略上，他们都信奉小写的、复数的“理论”而反对大写的、单数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理论”是有价值和不可取消的，因为“理论”具有某种概括性和普遍性；但这种概括性与普遍性又是有限的，所以“理论”又是有用性与有限性的复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