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9-0099-17 [主持人语]发生在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了把文学语言作为重心、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而作为一种语言实践的文学活动，实际上也是作家通过对语言的使用与读者进行有效交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修辞行为。由此，“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促使了关注文学语言研究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关注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有效使用的“修辞学复兴”。“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复兴”的共同作用，已经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以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并共同推动着当今的语言学诗学研究。我们组织这次笔谈，就是想从不同角度考察一下在语言学转向这一大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语言学、修辞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引起更多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主持人：赵奎英 20世纪是语言学霸权逐渐确立的世纪。语言学不但自身成熟了，而且雄心勃勃地征服了其他许多领域。也许因为文学向来是语言的家园，所以语言学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毫无疑问，回首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语言学对现代文学理论范式的建构作用。它既对文学研究具有启迪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论；同时，语言学对文学研究也具有某种现代科学的奠基作用，进而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知识构架和基础。照美国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经典性的看法，只有当文学理论家们抛弃了传统的非语言学方法，把文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才出现。①依据这一说法，可以说，诸多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都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塞尔登直言，索绪尔的研究在建构现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②在我看来，就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而言，范式最重要的层面就体现在有关文学的基本理论假设上，它们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观念。 如果我们循着这个理路来考量20世纪的文学理论，那么，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一直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德曼的这一说法可谓一语中的。因为不难发现，今天有关文学的许多范式，从基本假设到概念范畴，从方法论到文本分析技术，相当多的资源都来自语言学。甚至有的学者断言，存在着一种作为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因为任何语言学都是一种解释的理论，不是说语言学有助于文学理论，而是从根本上看，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是一回事。③ 本文将围绕着语言学转向及其对现代文学理论范式建构的作用展开分析。 语言和世界之疆界 当我们说到现代语言学对各门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影响时，一个频繁使用的说法是所谓“语言学转向”。诚然，语言学转向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提出的，它揭橥了哲学研究基本观念的深刻转变。或许可以把德曼的说法也看作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说明，即这个转向不仅仅呈现为语言学进入文学研究，同时还表征为语言学对文学理论基本假设的建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学转向之所以在20世纪中叶被提出来，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其实还有更加复杂的含义。因此，回到提出这一说法的美国哲学家罗蒂那本影响深广的《语言学转向》(1967)，回顾一下罗蒂如何界定这一概念的是很有必要的。罗蒂认为，“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促成了如下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④。简单地说，语言学转向的深义就是从传统上分析经验本身的哲学方法，转向了对构成这些经验的媒介——语言——本身的关注和思考。传统上哲学家们热衷于谈论时代精神、世界观、文学观或文化经验等，并把这些经验作为哲学、美学、甚至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如今，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哲学家们意识到一个深刻的转型，那就是问题的焦点不是如何发现和界定经验，而是经验如何通过语言得以呈现，并借助语言加以讨论。即是说，经验是由其媒介——语言所建构的，假如我们一味地追寻经验本身，却忘记了构成经验的语言，此种研究理路无异于缘木求鱼。显然，这一重要的基本理论假设彻底改变了哲学，它彰明昭著地体现在分析哲学的理论中。 当然对文学研究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比较容易看到。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或特殊的语言现象，讨论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语言。但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文学经验(意象、风格、主题、时代背景等)层面时，对语言本身的反思却悄悄地溜走了。因此语言学转向要求研究文学首先要转向语言，关注语言，搞清语言，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文学经验世界。所以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思考语言，而是一个观念性的根本转变，那就是语言是一切文学经验甚至解释这些经验的理论观念的建构路径。没有语言，我们既没有文学，也无法谈论文学。当这个观念引入文学研究时，则使后者的基本假设和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最为核心的观念并不在于谈论或关注语言，这一转向革命性的理念在于必须把语言看做是文学及其知识甚至实在建构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如下说法最为传神：“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⑤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的世界不是无限的，它具有某种边界或疆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其次，这个世界的边界何在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间和时间的边界吗？古代山水画家师法自然，在其有限的生命存在中遍访名山大川，即便如此，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仍是有限的。显然，维特根斯坦这句话所说的疆界并不是指这种意义上的时空边界，而是由语言所决定的我们身处其中无法脱离的文化。今天，我们可以乘飞机到达五大洲，还可以更快地通过网络来与远方的朋友实时交流，哈维所说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早已成为现实。⑥但是，不论你到哪里，不论你与谁交流，你都受到你自己的观念、价值、文化的影响。而造成这一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强调，你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接受什么样的文化，这也就决定了你的世界的边界在哪里。语言学转向的要旨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用造型艺术语言来说明，可以明晰地揭示个中三昧。在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所熏陶的画家面对同一自然景观会画出不同的画时，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得很精彩：“画家是倾向于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⑦这段话和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相得益彰，互为阐发。画家不会看什么画什么，而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这要画的东西当然不是自然而然地建构起来的，按照贡布里希的说法，是一种艺术史传统中所形成的绘画“图式”使然，画家就是通过习得的“图式”来选择要画的东西。把这个原理转到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以其语言所建构的文化和认同的“图式”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图式”就是语言习得的必然产物，它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之边界。更进一步，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图式”也就是我们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