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7)05-0111-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05.016 研究古文论的学人多少都怀有焦虑。不少学者认定，经过百年研究，古文论研究已独立成科，有自己独立的范围领域、研究对象乃至史学架构。但是，在一些基本点上仍然存有疑虑。比如，在为什么要研究、怎样研究以及研究导向什么方向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确。从学科自觉和理论概括的高度上讲，这并不奇怪。在当代思想和立意多元化的今天，当代研究不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在学科合法性、问学路径及思路做法方面，都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古文论研究也不例外。 一类虽浑朴直接不够精致，但根本致命的问题是：研究古文论有什么用？能达到理论高度，与现代文论衔接，与当代生活相切合吗？这些方面需要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对古文论研究的现代性的自觉。这个自觉就是确认近百年来对古文论的研究其实是一项现代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在世而淑世的，它必然由思想重构和传统体认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构成。所谓思想重构，主要强调每个时代的演进必然意味着对时间、理性、主体和世界的疏离和重组，疏离和重组即是重构或重建。古文论研究作为现代文化和当代自我的具体实践，总是一个不断疏离传统，不断进行当代自我重构的动态进程。不断地重构自我，不断地进行时代重建，这也是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现实。在另一方面，所谓传统体认，主要强调主体基于百年激进变革和思想变迁进程，也必然意味着不断追溯自身各种传统，通过体认因缘出处而确证自我，以获得新的整体性或自性。大凡人类，都有由当下现代而返观并选择传统，从而获得具有自性体认甚或灵感的本能和欲求，这其实也是思想研究获得自觉性的体现。合而言之，思想重构和传统体认，是现代事业的一体两面。在不断疏离和重构的同时，而又返求诸己，追认传统，也是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的古文论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获得现代性自觉，古文论研究才有可能转化为文论重建和获得自觉的契机，才不至于陷溺在为古而古、还原传统的幻觉，才不至于沦于追新逐异、为研究而研究的患得患失。 所谓古文论做法，就是怎样研究古文论。于今看来，这其实也并非不言自明。百年来无数学人前辈辛苦耕耘，在文献辑佚、观念辨析、源流疏通和专题研究乃至个案考辨，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有些专家从经验出发，认为研究已穷尽路径和方法，到了尽头。其实不然。许多既有成果其实大多是古文论研究的基础或前期准备，而在古文论的整体把握、深度理解和历史蕴含以及现代意义方面，目前的现状也并非令人满足。这里尝试经验地概括理解百年来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史”、“论”和“释”。所谓“史”的做法，主要把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古文论、思想和观念在历时维度上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论”的做法则重在超越具体的个案分析，拉开与具体对象的距离，而试图把古代文论视为整体，把握其整体逻辑或内在结构。而“释”的做法，就更多地透过个案分析文本，试图开放对象与当代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大体而言，在百年来最精锐庄严的研究那里，上述三者其实是浑而为一的。这里初步析言之，以为其后进一步反思和追问的准备。 “史”的做法，是百年来伟大庄严、劳苦功高、成就也蔚为壮观的事业。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舒芜等前辈学人汇辑和整理大量的思想资料，搭建了历史性的基本框架，学术贡献着实很大。“史”的路数，显然主要是受现代以来西学范式影响下形塑而成。约略在“五四”以降即已开始，以通史的样式逐渐发育和壮大。在20世纪20-40年代，观念史是古文论研究领域内的主导样式和明确特征，成果多称为“批评史”，并且由此进占学院主流。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体遵循学科旧贯，大量著述以“文论史”“诗学史”“观念史”和“思想史”的名目出现。 从主导叙事来看，“史”的做法多以文学独立、形式变迁和思想进化的指导思想为内在红线，显现出浓厚的进化论和目的论色彩。当然，有学者认为这种样式的研究主要是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有政治功利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其间主导叙事的不过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的神话”。所谓进化论和目的论，就是把文学、文论和思想在历时维度的连续性，看成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从混沌(愚昧)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从简单到落熟或如此之类的进化优胜的序列，而这个序列的终点则在当代某种观念或典则。“文论史”“批评史”可能暗含着进化或发展的既定主题，而古文论研究主要服务于挖掘或梳理出这条伟大思想的“链条”。因此，这方面或可激发出对作为进化论和目的论的“观念史”做法及其“链条”的批判。百年学术圈内外由此而牵涉出的问题很多，不少学者难以招架或真正面对，也无法形成学术反思和学科自觉。此间刀光剑影和森严气象，这里或可由钱锺书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而约略窥见。 在民国时代，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方面的代表，该书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对进行时代分期，全书总纲即以“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文学观念的复古期”和“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呈现。郭著上册1934年刚一出版，即招致钱锺书的批评。钱在1934年10月17日《大公报》发表《论复古》一文，文章对郭著设置的“演进”和“复古”的进化论进行了辨析，暴露了郭著的逻辑漏洞和思想矛盾。钱旗帜鲜明地阐明“蔑视复古”所带来的深层次危险： 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也许是顶好的个人主义，不过，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在“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