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3-0076-09[收稿日期]2017-02-20 百岁文化老人杨绛遽然仙逝在海内外诱发新一轮“钱钟书热”，不禁令笔者想起两句话：“百年树人”与“文化神州丧一身”。前为成语，意谓一个足以标志学术史峰值的国宝级人物的横空出世，若未经百年文史的浑厚积淀及幽邃修炼，终究难成大气象。后为陈寅恪1927年写给王国维的一句挽诗，当痛感王国维在“知天命”之年弃世自沉，实在是将一个国家学术所可能抵达的崇高度暨深远度也带走了。这恐怕是后世学术界全部能量叠加也难以弥补的巨大空缺。七十一年后的1998年，当堪称旷世奇才的钱钟书溘然而逝，中国学术界同样众口一词地浩叹一个读书读得最多的人走了，后世大概再也出不了如此博学者。虽然钱氏作为一位纯粹学人的卓越，并不仅仅体现在其学识渊博得像一幢国立图书馆。大概是其学贯古今中西留给人的“重博识”(李泽厚语)印象太深刻了，反而阻碍了人们对其文化襟怀、思想底蕴的沉潜体悟。钱氏是一位百年中国学术界在学、思、才、情、识诸方面皆超一流的纪念碑式人物，其天才潜质在1930年代从清华大学外文本科毕业前后便崭露头角。焦点是当年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之关系在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之间展开的那场学术论衡。 考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术界在应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的关系时，于一般逻辑层面可能衍生何种境况——最靠谱的方案是从学术史遴选典型公案，既有主题和人物，也有情节和场景，它会让某一乍看颇为抽象的论题，持续演绎出“三国演义”式的学思张力，既一以贯之，又妙趣横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这三位大家在1930年代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公案所呈示的专业角色、思维路径及学识视野，还真不啻为一出精彩的学术史剧。这实在是把“西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这一命题史案化了。其中，“纯文学”是在对应“西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对应“中国经验(对象)”，于是，郭、朱、钱三人各自安顿“‘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关系时的学术论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预言学术界百年来何以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隐喻。 一、“纯文学”：批评史观之逻辑中轴 鲁迅曾把敢为天下先比作“第一个吃螃蟹”。郭绍虞(1893-1984)在批评史论域最值得称道，这不仅因为郭氏是20世纪最早吃批评史“螃蟹”的先行者之一，同时公认能将“螃蟹”吃得最好。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上卷于1934年问世，当时便好评雀起：钱钟书说“惟其郭先生的书有极大的权威，所以我不敢轻轻放过一字一句”[1](P333)；朱自清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以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2](P540)。 郭著《批评史》除1934年初版上卷(下卷1947年出版)，1949年后还有若干修改本，如1955年单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版)，1959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版)，1979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版)。笔者选择1934年版来作探讨平台，理由有两个：一是本文所设置的“‘纯文学’与批评史观”这一让郭、朱、钱三家交集论衡的话题，本是由1934年版所引发的；二是因不宜遗忘的历史原因，已有学者认定“从总体质量看”，1949年后的“修改本较旧著逊色”[3](P1)，甚契吾意。当王运熙这般赞誉1934年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取得重大成就的三四十年代，本书无疑是最有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因而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3](P4)，这无非是说，郭氏执教燕京大学时撰写的《批评史》，要比他当复旦教授时修改的《批评史》，更经得起证伪。 现在不妨回到1934年，看时任清华教授的朱自清怎样评价郭著的不容易：“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然郭著好就好在——“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2](P539-540)。 本文更关注郭著的方法论。朱氏言及郭著上卷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点：“史述体例”与“术语释义”。前者是要撑起一个外延性框架，用来安顿从周、秦到北宋的历代批评及其相关的学术、社会思想，“用这个方法为基本，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2](P540)。后者则是“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2](P540-541)。即须在内涵上下工夫。 笔者还想弄懂如下两点：一、郭著的外延性体例与内涵性释义之间关系如何？二、与郭著所释的其他术语相比，“文学”(“纯文学”)一词对郭氏的批评史观的总体构建，是否更具基元性？ 这便涉及到对“方法”一词的理解。若着眼于学理构建，则“方法”当指一以贯之的思辨原则，它要求主体能将其楔人对象的视角预设，合逻辑地推演到对象整体乃至细部。于是，那个绵延到对象细部的总体视角，既是观照对象整体的基元性逻辑起点，同时又是评析对象构成的操作性尺度。前者系于内涵“立法”宛若中枢信息，后者作为外延“执法”酷似神经脉络。将此落到郭著可以看得很清楚，郭氏所以能气吞千古地将自周、秦至北宋的批评史概述为两块：“前一时期——自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学概念由混而析的时期；而其后一时期——自隋、唐以至北宋，却又成为文学观念由析而返于混的时期”[4](P1)。显然，根子正在于郭氏将“纯文学”视为基元性参照而后描述出的批评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