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先锋批评”（注：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先锋批评”是由一些代表性人物来主导进行的，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批评家群体，即使它的代表人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作为一个批评家群体，“先锋批评”是难以严格界定的。出于个人认识，在本文中，我所指称的“先锋批评”，主要含义在于它是一个文学批评思潮（运动），而不在于它是一个限定的批评家群体。与此相应，我的批评目标也是针对这个文学批评思潮（运动），尽管在具体评述中不得不针对几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论著说话。）总是一切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终结”事件的“在场者”，因为它的基本存在方式即是以持续不断地宣告“他者”的“终结”确认“自我”的无限“在场”。今天，我当然不会模仿地说，“先锋批评”已经“终结”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先锋批评”的批评性确实已经“终结”了，它由20世纪80年代的新锐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沉溺于当前消费时代的文化速写。 一、“《秦腔》事件”：“先锋批评”的集体言说与集体缄默 在2004-2005年之交，隆重推广贾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是京沪两地的“先锋批评”南北呼应、联袂参演的一次“批评-出版-传媒”一体化运作的文坛盛大活动。据相关报道，京沪两次“《秦腔》研讨会”，各数十人计，“几乎囊括了中国评论界最有实力也最活跃的批评家”。这是新时期“终结”以来空前的“批评盛会”，可视为一次圣诞弥撒式的大合唱。但是，在这个大合唱中，我们只能听到“先锋批评”集体一致地歌唱一个主题声调：“《秦腔》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修饰这个主题声调的是两个互相唱和的复调：“《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是一部厚重的反史诗的史诗性力作”（上海）（注：关于《秦腔》评论详情，参见《众说纷纭谈〈秦腔〉》（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贾平凹〈秦腔〉北京研讨会发言记录》(http://bbs. health. 163. com/article/-0ZOZ-TLDcm3. html)、《上海贾平凹著〈秦腔〉研讨会专家发言选载》(http://www. mediachinese. com/article/-0ZOZ-TKXKLO.html)）。 与“先锋批评”异口同声称赞《秦腔》“唱反调”，李建军直言《秦腔》“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它表现了作者的“恋污癖”、“性景恋”，是“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李建军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注：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对李建军的批评，贾平凹两度公开回击。他在《华商报》的一次访谈中说：“李建军的骂是他的生存方式”，“在陕西时我们认识，那时他称我‘老师’，给我说过那么多好话”，“他能立即变脸，能打着很庄严的牌子施行他的投机和势利”，“泼皮无理取闹”，“用猪尿泡打人是不疼的”，“我应该赶紧去打一针狂犬疫苗，因为有些东西不仅仅是感觉恶心那样简单”（注：贾平凹：《骂我是他存在的方式》，载《华商报》2005年5月21日。）。此后他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说：“有一位熟人，见我言必称老师，好话给我说过几箩筐，动不动还给我送过吃货，在他挪了个地方后，突然地就攻击我。他是以杀我引人注意。或许他杀得太突然，虽一时博得‘好汉’声名，但不足两年，世人倒怀疑我在炒作，雇了他做托儿。可能是他也不适应了吧，据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注：贾平凹：《杂感》，载《文汇报》2005年5月24日。）。 以我个人阅读所见，从李建军对《秦腔》的批评中可以得出三点看法：第一，李建军细读了《秦腔》全书，并且将其评论建立在对该书细节的引证、辨析基础上；第二，李建军倚重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批评传统，因而在批评中坚持社会道义诉求高于文学审美诉求、审美教化诉求高于个性表现诉求的批评原则——概括讲，李建军对《秦腔》的批评，是以张扬社会道义为主旨的文学批评；第三，李建军力图坚持别林斯基等人的人性完美化理想和尖锐、彻底的批评风格，这个立场同时也限制了他的批评视野，使他对《秦腔》的解读不免偏激、单一化之误，一些论点也令人生疑。但是，李建军对《秦腔》的批评虽然存在着这些失误（甚至可说“过火”），却始终没有超出文学批评的限度，是以作品为依据，摆事实、讲道理的。与此相反，贾平凹的两次公开回击都充斥着对李建军个人的恶意的人身攻击，但是只字不提李建军对《秦腔》批评的文学是非。任何一位作者，都有权利反驳针对他的作品的批评，而且，他也有权利自由选择表达反驳意见的方式。但是，无论批评家还是作者，无论批评还是反驳，都必须尊重事实，即要针对文本（作品和评论文章）说话。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贾平凹的反应完全越过了文学批评的范围，是对文学批评权利的践踏。进而言之，“李、贾之争”，已经超过了对一部具体作品的文学是非之争，而涉及到批评与反驳是否需要尊重社会道义之争。 针对这种情形，批评界应当发出公正的声音。我本将这公正的声音寄望于“先锋批评”。因为，“先锋批评”集体一致地将贾平凹推举为可与曹雪芹、鲁迅并肩的“20世纪文学大师”未久，其振聋发聩的声音依然在耳内回荡。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对此情形，“先锋批评”、文坛权力和主流传媒组成了铁板一块的、令人窒息的沉默。面对“先锋批评”如此奇迹般的缄口，我不免从另一个侧面感到它的集体一致！我承认，即使在这个原则是非面前，每位批评家作为独立个体仍然有权利选择发言或沉默。但是，面对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沉默，我意识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学作品做社会道义批评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我认为，“先锋批评”对“李、贾之争”的集体缄默，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相同动机的集体默契，就是出于对社会道义批评的集体漠视。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后一种情况。就此，我不得不追问，在这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由宣泄”均可畅行其道的文化环境中，社会道义批评难道只能被视作批评家个人的“私怨”、“私欲”的“不平之鸣”而遭漠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