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34(2004)02-0066-05 《文学杂志》是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大型文学刊物，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迄今虽有不少学者对它给予关注，其中1995年12月出版的《朱光潜研究丛书》对它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与它实际价值相比，仍显得不够，并且有些研究还与事实出入较大，如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中，对它创刊的时间，出版的期数就不准确。另外，在有些工具书如《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中根本就没有收入。因此，对该刊物重新做些整理与评述，对该刊物的科学定位，透析京派文学艺术特征以及京派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有不可藐视的价值和意义。 短暂而曲折的历程 《文学杂志》一个纯文学刊物，1937年5月1日创刊，编辑部设在北平后门内慈慧殿三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每月1日出版，上海及各地印书馆发行。朱光潜任主编，胡适、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冯至、朱光潜和常风共十人为该刊的核心成员。[1](p118)1937年8月1日出版第一卷第四期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处于蓬勃之势的《文学杂志》因战争的到来而不复存在。1946年冬，朱光潜回到北京大学，经过半年的筹备，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出版第二卷第一期，编辑部设在北平沙滩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附六号，从第三期开始改为每月初出版，直到1948年11月初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因各种原因停刊，前后两个时期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二期。 《文学杂志》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为目标。在北方文坛主将沈从文1935年8月15日《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可窥见创办《文学杂志》的端倪，经过两年的筹备，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号》终于面世。任何一种刊物都有它办刊宗旨和指导思想，《文学杂志》也一样。朱光潜在题为《我对于本刊的希望》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在“自由发展个性”中“开发新文艺”，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2]十年后，在该刊的《复刊卷头语》中又说道：“我们的目标在原刊第一期已表明过，就是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综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成一个较合理的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的纯正底文学风气”[3]。由此可见，“培养健康纯正的文艺风气”始终是《文学杂志》办刊的宗旨和指导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使该刊前后两个时期保持了严谨而超脱的大致统一的风格和较高的文学品位。 《文学杂志》作为京派作家的文艺园地，一个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在以朱光潜为主的京派作家周密筹划、精心耕作、苦心经营下呈现出它特有的个性与风采。首先，内容齐全，作家阵容庞大。诚如商务印书馆在为《文学杂志》写的介绍词所说：“《文学杂志》的内容包含着诗、小说、戏剧、散文各体的创作，以及论文书评。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宇宙风》第43期）[4](p120)这样门类齐全的栏目设置，必然吸引了大量知名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目光。统观三卷二十二期《文学杂志》，共有123作家发表不同类型的作品，这些作者大都是北方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地道的学者型文人，从而使《文学杂志》显示出较高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其次，理论与创作并重。当时一般的文学刊物只重创作，不顾评论，而朱光潜在编配时参考了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配方法，以五分之三的篇幅登创作，五分之二的篇幅登“论文与书评”。并且在编排上，以“论文”打头，以“书评”殿后，加重理论的力度，让读者在读刊物时，“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5]。第三，注重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在《文学杂志》中，几乎每一期都介绍国外新近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来打开国人的文学视野，从而树立《文学杂志》的现代文化品格。 可见，《文学杂志》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近两年时间，可在这短暂而艰难的历程中，显示出了它独特的文学品位和魅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京派“纯文艺”观的倡导和实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学“乌托邦”的建构与推进 在“文学革命”已向“革命文学”转变的三十年代，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流派各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景观，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竞相争流的壮观局面。作为京派文学阵地的《文学杂志》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建构与推进京派文学理念的重任。 1.以“振作京派”为契机 京派是一个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在三十年代宏大的阶级叙事潮流中，京派文学显然有着几分不合时宜的味道。同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前期京派在文化立场和美学原则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位移”，呈现出“趣味主义”的倾向，致使以沈从文为主的京派后起之秀对此表示鄙夷和批判，并决心“以一种负载使命的真正‘严肃’的文学来拯救自由派文学的颓势”[6](p150)。因此，为了进一步壮大京派文学的影响力，加重与其它文学流派竞争的砝码，京派主将们迫切需要创办“较为合理”的“纯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文学风气。”[3]于是，《文学杂志》应运而生了。正如朱光潜在《自传》中所说：“我回国的时候，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7](p284)由此可见，《文学杂志》是以“振作京派”作为创刊背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杂志》才成为后期京派文学一个主要的文艺阵地，担当起推进“纯正文艺”的重任。
